
奖学金砍光、项目停摆,被特朗普伤害最深的,竟是最支持他的人?

2025年7月,一纸总统令掀起轩然大波。特朗普政府宣布:全面叫停联邦资助的“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科研项目,并指控这些计划“危险、堕落、不道德”,破坏了“美国传统价值观”——诸如个人奋斗、卓越追求与自我实现。
这道禁令的余波迅速波及美国科研界。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正紧急中止数百项原本授予青年科研人员的D.E.I.科研资助。而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被取消资助的年轻学者,恰恰来自美国最坚定的“红州”地区——乡村、贫困、保守、白人。
他们本应是特朗普口中“被忽视的美国”,如今却成了他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
卢卡斯·迪拉德(Lucas Dillard)成长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单亲家庭,几乎要参军入伍,是联邦佩尔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岗位给了他转机。
他在实验室做研究,一路从北卡州立大学走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物理博士项目,并于去年获得NIH颁发的杰出博士奖学金。
如今,这笔资助被直接取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Lucas Dillard,《纽约时报》拍摄
“右派总觉得D.E.I.只是给少数族裔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支持这个政策的后果,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会失去机会。”迪拉德说。
事实上,NIH的多样性资助远不止“种族与性别”。根据官方定义,D.E.I.支持的是“科研中代表性不足群体”,包括来自农村、贫困、无大学学历家庭、曾接受免费餐补、住过寄养机构,乃至身体残障者。迪拉德就是其中一例。
“在霍普金斯,我找不到一个和我口音、长相相似的人。”他说。
迪拉德就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与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长大相去甚远。《纽约时报》拍摄
比莉·雷尼克(Billie Renek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她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校车司机,家在乔治亚州乡下。她靠实验室技术员的工作起步,后来读博、生子,在一切不“主流”的路径上艰难前行。
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比利·雷内克(Billie Reneker)在迪拉德先生的同一个现已终止的项目中获得了一笔资助。《纽约时报》拍摄
她所获得的NIH资助原本能覆盖博士最后一年的生活费用,但如今被取消。“我可能再也不会申请博士后职位,无法继续走下去。”她说。
她一直指望这笔补助金来支付她在发育生物学实验室读博士的最后一年薪水。《纽约时报》拍摄
另一位受影响的科学家是尼科尔·格罗斯(Nicole Gross),她出身密歇根农村,家里经营奶牛场。
格罗斯凭借设计小鼠手术实验赢得了博士前奖学金,却在正式到账前被取消。她的导师称,这个实验原本可能推动胰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现在这个机会被彻底错过了”。
对于这些年轻学者来说,NIH的奖学金不仅是一份资助,更是一张入场券:它象征着认可、预测着未来的科研轨迹,是“穷人孩子”跻身学术殿堂的唯一通道。
更讽刺的是,这些年轻科学家们大多来自特朗普铁票仓。
在他们成长的社区,科学长期被视为“精英玩意儿”:新冠疫情时,迪拉德家乡的饲料店里,伊维菌素脱销,而不是疫苗。
迪拉德曾多次开车十小时,把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淘汰的设备——离心机、移液器——捐回高中母校。那位接收设备的老师说:“这些孩子,才是真正该被扶起来的人。‘让美国再次伟大’,靠的不正是科学吗?”
还有些受益者连原本的科研主题都与D.E.I.无关——他们研究的是细胞连接、癌细胞转移、耳部感染等基础生命科学,但因为拿的是多样性渠道的资金,被“一刀切”砍掉。
盖布瑞尔·默钱特博士(Dr. Gabrielle Merchant)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奥马哈儿童医院领导实验室,研究耳部感染引发的听力损伤,五年350万美元的D.E.I.资助被突然中止。
其中一位是聋人凯尔西·安布尔(Kelsey Anbuhl),他是针对NIH的诉讼的一部分。在法官裁决后,她收到了通知,她的补助金将被恢复。
凯尔西·安布尔 (Kelsey Anbuhl) 参与了一场针对 NIH 的诉讼,并被告知她的补助金将被恢复。KC McGinnis 为《纽约时报》拍摄
然而,授予她补助金的职业过渡计划已被终止。她是寄养家庭长大、靠哈佛改变命运的代表人物,但如今被NIH冷冰冰地回信:“你所获得的资助基于人为与非科学标准,不利于拓展对生命系统的理解。”
她说:“我努力一生才站到这里,这个项目是我第一次觉得‘我配得上’。可现在,它突然被夺走了。”
Ashley Albright 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Mike Kai Chen 为《纽约时报》拍摄
Ashley Albright 从小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座偏远乡村的拖车屋中,家人住在曾外祖父母后院的空地上。高中时期,她在奥特巴克牛排馆打工,周末开车一小时去别的学校上AP生物课——只为多接触一点“科学”。
第一次参加科学展,她带着一块手工做的黑色三折海报板展示水藻对洗涤剂的反应实验,站在那些拥有印刷海报、大学实验室经历的同龄人中间,强烈感受到“我不属于这里”。
她最终还是进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成为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博士后。但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比如,研究生面试时的破冰问题是:“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她只能答:“修车的。”
奥尔布赖特博士失去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 100 万美元的职业过渡补助金,只剩下半年的时间。Mike Kai Chen 为《纽约时报》拍摄
Albright 原本获得了一项为期五年、总额百万美元的科研职业转型资助,用于支持她从博士后向独立科研人员迈进。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叫停D.E.I.计划后,她的资助被砍到只剩下半年。“如果资金被彻底取消,我可能根本无法继续留在科研岗位,”她说。
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笔钱的损失,更像是一种反复验证的排斥感——无论她多努力,始终不被欢迎。
过去30年,NIH每年大约发放1000项多样性科研奖学金。这些资助覆盖从本科、博士,到博士后甚至年轻教授,金额从几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是一整条“从乡村到实验室”的通道。
它的意义远不只是“给弱者补贴”,更是打破学术圈“父母是教授、从小进实验室”的阶层固化。
然而,这条通道如今正在被关闭。
《纽约时报》指出,裁撤D.E.I.正使美国科研变得更加精英化,成为“只有中产家庭孩子能玩的游戏”。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正加大对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试图从这场政策大潮中“捡人”。
“你可以失去资金,也可以失去信心。但我们最怕的,是连动力都没了。”一位受访科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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