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钢铁出手！澳中贸易进入“明防暗战”时刻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只发生在钢材端的政策调整：当制造业保护与供应链安全被抬到更高优先级时，澳大利亚最赚钱、也最敏感的出口命脉——铁矿石——随即被推上风险前台。问题已经不再是“该不该保护钢铁”，而是澳洲能否在产业保护、下游成本、对华依赖与宏观稳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据最新报道，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官方审查认定中国钢铁产品存在不公平补贴后，已悄然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尽管此举可能引发对澳大利亚高利润铁矿石出口的反制风险。

不断增多的关税措施，可能使中澳之间刚刚缓和的贸易关系再度承压。此前在疫情期间，由于莫里森政府公开批评中国当局，双边贸易曾经历多年惩罚性限制与非正式禁令。

针对反倾销委员会的举措，中方称，这些关税可能损害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因为铁矿石正是上述钢铁制品的原料。

目前，澳政府仍在推进多项针对中国钢铁制造的调查，未来可能对更广泛产品施加更多贸易限制，以保护本国产业。

最近一轮措施是在新南威尔士州企业Rondo提出申请后出台的。一百多年来，Ron Barrington 的企业一直为澳大利亚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提供钢材，包括悉尼板球场（SCG）和 Chifley Square。Barrington 表示，大约18个月前他就察觉到“危险信号”——海外供应商报价开始明显低于他们。

即便在悉尼西南部仓库大幅削减成本，这家澳大利亚企业仍无法与海外竞争者对抗——对方报价如今最高可低50%。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卷钢制造商 BlueScope，以及结构钢企业 Whyalla 也在流失业务。《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月披露，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已要求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研究行业内倾销指控。此前，澳大利亚钢铁协会（Australian Steel Institute）依据世贸组织规则提出了保护申请。

澳大利亚钢铁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凯恩（Mark Cain）表示，两年前开始的钢铁产品进口激增正在扭曲市场。

他说：“我们的一些加工企业正苦苦支撑。”

“他们几乎是靠最后一口气在维持，产能和员工规模都减少了50%甚至更多。现在大家都在推迟购买新设备或投入机器人，因为他们会想：‘在当前环境下，我怎么证明这笔投资是合理的？’”

南澳默里兰兹（Murraylands）钢铁制品制造商Bowhill Engineering首席执行官乔迪·霍克斯（Jodie Hawkes）称，本地钢厂和供应商正承压。“保障措施的目的是稳定行业，而不是关上大门。若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失去熟练加工人才，而这种能力很难重建。”

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理查德·霍尔登（Richard Holden）表示，倾销问题的关键在于：低价往往只是暂时的，等本地竞争者被挤出市场后，海外制造商可能再提价。这也使得判断“到底是倾销还是只是价格低” 变得复杂。

霍尔登说：

与此同时，中国已展现出其扰动澳大利亚铁矿石贸易的能力，包括必和必拓（BHP）在内的企业都受到影响。BHP已承认，与中国客户的紧张关系影响了其铁矿石出货的实际成交价格。

上个月，中国依据世贸组织规则，针对牛肉实施国别性关税和配额（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以回应本国农民关于“进口牛肉（来自南美、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冲击本土产业”的担忧。

中方表示，任何实施关税或配额的举动，都将对澳大利亚利润丰厚的铁矿石出口产业造成负面后果，并损害双边关系。

任何贸易限制都将考验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近年来在联盟党政府时期惩罚性关税和非正式贸易禁令之后，艰难重建的贸易缓和关系。

对部分钢材（如吊顶龙骨、热轧卷、紧固件等）加征临时或正式关税，本质上是为本地加工与制造企业争取修复窗口，缓解低价进口的冲击。在制度层面，澳洲反倾销与保障措施机制本就依照调查程序推进，当前多个钢铁相关案件仍在审理中，政策具有“程序化、渐进式”特征。

建筑、工程、制造等下游行业若此前依赖低价进口钢材，采购成本大概率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因此，这轮政策并非“单向利好”，而是在“保护上游制造能力”与“增加下游成本负担”之间做政策再平衡。

澳洲对华出口高度依赖资源品，尤其铁矿石。若采取非对称反制（如采购节奏调整、定价基准博弈、年度合同结构变化、结算机制变化），将直接传导至：

• 矿企盈利；

• 联邦与州财政收入；

• 澳元与市场风险预期。

换言之，钢铁端的摩擦，可能通过铁矿石这条主通道放大为宏观波动。

从澳方表述看，核心叙事是“基于证据、符合WTO义务”的贸易救济，而非全面贸易对抗。更准确地说，澳中关系正进入“大宗合作继续 + 制造环节设防”的新阶段：

• 铁矿石等高互赖领域维持务实合作；

• 制造业与中间品领域加强贸易防线。

• 铁矿收入回落将首先压缩西澳财政空间；

• 联邦企业税与相关税基同步承压；

• 可能触发支出优化、债务管理或税制调整讨论；

• 矿业繁荣期掩盖的生产率短板会进一步暴露。

• 高依赖矿业的地区（如 Port Hedland、Karratha）受冲击更明显；

• 企业降本会传导至岗位、工资与外包链条；

• 需要通过再培训与产业政策，引导劳动力向医疗、教育、科技服务与先进制造转移。

• 澳元走弱概率上升：有利于部分非矿出口，但会抬升进口成本与通胀压力；

• 外贸结构需更快再平衡，通过教育、旅游、专业服务、关键矿产与高附加值制造，降低对单一资源周期的依赖。

这轮钢铁关税争议的真正含义，不在税率本身，而在它揭示了澳中经贸关系的下一阶段逻辑：在高互赖的大宗商品上继续务实合作，在可替代的制造环节强化规则化防御。

对澳大利亚而言，短期或许能为本土钢铁产业“止血”，但中长期考验将更严峻——一旦铁矿石价格与合同机制出现外部扰动，财政、就业、汇率和资本市场都会同步承压。

换句话说，澳洲现在面对的是一道“结构性选择题”：是继续依赖单一资源红利，还是借这次冲击，真正完成产业与出口结构的二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