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数学天才陶哲轩经费被砍，被迫四处筹款，美国高校迎来艰难时刻

2025年7月31日，对于陶哲轩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式的日子。

当天，特朗普政府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未能有效遏制校园反犹主义”为由，冻结了该校约5.8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

这笔钱的量级是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一年拨给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数学+物理+化学总预算。

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不幸躺枪——100%经费来自NSF，其研究经费也随之被切断。

而陶哲轩，正是IPAM的特别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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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M是美国仅有的5家NSF数学研究所之一，专攻跨界，曾把纯数学带进深度学习、密码货币、癌症影像。

过去20年，从这里走出的学者拿下3枚菲尔兹奖、2座沃尔夫奖，堪称“数学诺奖摇篮”。

IPAM不是“边角料”，而是美国数学的“呼吸机”。拔掉呼吸机，整条学科链都得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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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法院在8月12日下令恢复UCLA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拨款，但截至9月初，陶哲轩个人的研究资金以及IPAM的运营资金仍然无法发放。陶哲轩透露，自己的NSF项目（总额75万美元，用于研究孪生素数猜想）仍被冻结。

更糟糕的是，由于该研究所几乎完全依赖NSF的资助，此前的运营资金已经耗尽，面临被迫关闭的危机。

“IPAM没有足够的储备金来维持几个月以上的运营。在过去两周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处于紧急筹款模式，我一直在与很多捐赠者会面。”陶哲轩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无奈地表示。

这位曾经专注于探索人工智能在数学应用的世界级学者，如今被迫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筹款活动。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推行大幅削减联邦开支的政策，科研经费成为重点削减对象之一。据PBS报道，国家科学基金会被迫暂停了高达10亿美元的资助项目。

IPAM的现金流告急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同一纸模板信（4月22日NSF《重新对齐通知》）共冻结800余个项目，其中包括：

40个癌症临床试验被迫暂停招募；6颗已进入总装测试的气候卫星无限期推迟发射；3条刚刚通线的新一代量子芯片中试产线直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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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发表白皮书，用一句罕见的严厉措辞警告：“政治化冻结正把国家科研拖入‘人为冬天’。”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因素对科研经费分配的影响日益明显。

政府以大学校园存在“反犹太主义和偏见”问题为由切断经费，这种做法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它不仅违背了学术独立的基本原则，更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科研经费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

陶哲轩在公开发声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科研资金的动荡、延迟与不确定性，正危及美国独特的科学生态系统。

他认为，政府不加区分的科研经费削减行动，对他的研究领域乃至更广泛的学术科学构成了生存威胁。

陶哲轩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数学家的个人遭遇，它正在引发美国科研界的人才流失潮。

在接受PBS采访时，陶哲轩透露自己已经被欧洲、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多个院系接触，考虑离开美国的可能性。

"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担心存在性问题。比如，院系可能会关闭，或者大幅削减研究部分。"

陶哲轩的这番话反映了许多美国科研人员的共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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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美国实验室的灯亮到最晚，世界各地的聪明人便循着光而来：经费充裕，话题自由，没人计较口音和护照。如今红灯开始闪了——机器还在转，账上的钱却说不准哪天断。

青年学者们发现：

“今天可以断IPAM，明天就能断我的实验室。”

于是，跳槽、转行、出海，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其他国家趁势打开国门，用更快的签证、更厚的启动包、更稳的经费周期，计划把美国多年攒下的顶尖人才接走。

哈佛数学系悄悄推出“北美—亚洲双聘”席位，一年只需在美待四个月，其余时间飞东京或香港；新加坡国立大学把“IPAM避难包”直接塞到博士后手里——三年工资加启动经费，拎包即走；更有中国新锐研究所在朋友圈放话：“菲尔兹奖级别，落地独立实验室加一千万元，孩子上学包办。”

一夜之间，简历像候鸟一样向南飞，连行李箱都来不及装满。人才流失不再是无声的数字，而是登机口排起的长队和Zoom里越来越多的海外IP。

对于陶哲轩个人而言，这次事件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作为已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30年的科学家，他与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的链接。他在采访中表示，美国的科学传统和开放的学术环境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当理想遭遇现实，当学术追求受到基本生存条件的制约时，个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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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轩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考虑离开美国的可能性。这种考虑背后，既有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深思熟虑。

幸运的是，根据最新的报道，IPAM在年底获得了NSF的五年资助，虽然经费大幅缩水，但至少为研究所的基本运营提供了保障。

这也意味着陶哲轩暂时不需要为他的研究所的生存问题而过度担忧，但他仍然需要继续筹款以保证研究所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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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无论陶哲轩最终选择留在美国还是前往其他国家，他在数学领域的贡献都将被历史铭记。

但这次事件所折射出的科研生态问题和人才流动趋势，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一个数学家的个人命运，成为理解现在全球科技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今天美国科研的“雷”，明天可能砸到任何高度依赖单一经费的地方。

无论是高校、实验室，还是你所在的公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