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子女自爆“帮助父母自杀”，但心愿不同…

法新社报道，5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始对“协助死亡”法案进行一读。该法案为“安乐死”创造可能，但在国民议会内部争议较大。

01 马克龙推动“协助死亡”

经过此前长期的酝酿，马克龙在今年3月通过《十字架报》和《世界报》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支持“法国式生命终结模式”；这是一种“协助死亡”，能让某些病人遵循“严格的限制条件”，使用“致命的物质”。

这个法案将实现马克龙总统竞选承诺，所含措施将强化姑息治疗（soins palliatifs）。法国社会通常认为，法国在姑息治疗方面做得不够。

02 “我帮助母亲自杀”

对法案持支持态度的议员认为，“安乐死”意义重大，并表示与自身经历紧密关联。

左翼欧洲生态绿党（EELV）国会议员卢梭（Sandrine Rousseau）回忆说，“我帮助母亲死亡（mourir）（协助死亡目前在法国是违法的，笔者注）。母亲自杀时，我当时在场。对于母亲来说，我有什么身份阻止她这样做呢”？

“我的母亲过去罹患癌症，时间长达18年，经历无数次的治疗和病情恶化，但我的母亲不想死于癌症，因为她用生命与之战斗，她想赢得胜利。

“因此，母亲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即当她无法自主呼吸的时候，因为她不想忍受身体机能的衰败。她希望主动选择自己离世的日期，而不是在医院里等死”。

“在2013年一天，我搭乘火车回家看望父母，当我和接站的父亲一起回到家时，发现母亲已经吃药却意识模糊，但她还活着，而且非常痛苦。在之后的十个小时里，母亲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希望尊重母亲的意愿”。

“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很大，至今让我无法平静”。“我们本可以和她说再见，她本可以不要如此匆忙地‘逃跑’”。在母亲经历死亡的过程中，卢梭下定决心，她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其他人再经历类似情况，并希望通过法律保护更多人。

03 “有尊严的死去，是一种权利”

左派社会党（PS）议员皮雷斯-博纳（Christine Pirès-Beaune）也因母亲病重中风昏迷数周，开始思考生命终结问题。“我发现，对于至亲挚友来说，这数周的时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如果我身处母亲当时的状态，我愿意接受协助死亡”。

左派不屈的法兰西党（La France insoumise）议员、同时拥有多年护理经验的菲亚特（Caroline Fiat）讲述了一位患者的经历。“她让我们把装药的推车留在病房内，并告诉我们，‘会自行处理’，当时我们非常沮丧。我告诉自己说，我是一名护理人员，我的职业是根据患者的需要提供帮助”。

中间派民主运动党（MoDem）国会议员法洛尔尼（Olivier Falorni），是推动法国“安乐死”重要人物之一，早在2013年向法国政府提出意见时表示，他的母亲罹患癌症并因此“承受极度痛苦”直至死亡。他对此强调，“尊严是一种权利，需要法律维护，这是我们的责任”。

04 “我没有杀害我的父亲，但我帮助了他”

但也有议员因为自身经历，反对“协助死亡”。

右派共和党（LR）议员、同时也是麻醉师的尤文（Philippe Juvin）仅支持法国现行法律，即2016年通过的“克莱耶-列奥内蒂法”（loi Claeys-Leonetti）——禁止安乐死（医生注射致命药品）和协助自杀（患者自己使用致命药品），但允许医生在尊重病人意愿和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对已经无法治愈或短期内可能死亡且忍受极度病痛的患者实施“深度、持续的镇静措施、直至病人死亡”。

他回忆说，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家人们同意让他睡去。但因为医生不愿提供相关帮助，所以他为父亲“提供了深度镇静措施”。“有人这是在谋杀，但事实上我没有杀害（tuer）我的父亲，我只是帮助了他”，他强调，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他让父亲得以解脱。

05 “不能施行死亡”

左派政党法国共产党（PCF）领袖沙塞涅（André Chasseigne）也持反对态度。他回忆说，他的兄弟罹患胰腺癌治疗无效后，最终选择在去年一月自杀身亡。这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当时，我的兄弟告诉我他想结束这一切，我告诉他我不同意，因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他去世了，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即使这非常痛苦”。

他认为，该法案预示着一种“转变”，即允许“施行死亡”（donner la mort）。“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让那些对年迈或让子女付出高昂代价的人感到内疚，并因此想要结束这一切”。

相较于兄弟的自杀身亡，沙塞涅更能接受同样罹患胰腺癌的父亲的离世方式。30年前，他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接受姑息疗法治疗，最终以“平静的方式”离开。

沙塞涅表示，强烈建议全法各地普及并提供这种临终疗法，并强调，他绝对不接受法国修改有关生命终结的法律。

06 “马克龙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还有持反对意见的法国议员，认为马克龙别有深意。

右派共和党议员、今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的领衔候选人贝拉米（François-Xavier Bellamy）批评说，所有人都明白为什么马克龙要选择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决定，这是为了逃避社会问题。

极右派国民联盟（RN）的发言人雅克贝利（Laurent Jacobelli）也说，“总统是通过提出社会相关性的（sociétal）争论分散注意力”，但“法国人关心的是购买力问题，是治安问题，是移民问题”，也就是社会（social）问题，“在这些社会问题上总统和政府没有胜算”。

07 法国民众各执一表

对于“协助死亡”法案的制定，法国民众态度不一。

支持“积极协助死亡”的民众对马克龙的决定表示欢迎，如支持有尊严地死亡权利协会（ADMD）主席德尼（Jonathan Denis）就表示“松了一口气”。

他说这是“一个进步”，但同时担心有各种限制条件、可能导致实际上无法实施积极协助死亡，“我呼吁国民议会做出修正”，避免未来通过一个实际上无法实施的、“仍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去瑞士或比利时（实施积极协助死亡）的法律”。

但也有多个医护人员协会表示“惊愕、愤怒和忧虑”，其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法国陪伴和姑息治疗协会（Sfap）指出：“国家元首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宣布了一个远离病人的实际需要、远离医护人员每日面对的现实的机制，这个机制未来会对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关系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此外，法国天主教联合会主席德穆兰-博福尔（Eric de Moulins-Beaufort）表示，“把一个放任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法案命名为‘博爱法’，这就是欺骗”。他相信，法案会导致“我们的医疗系统倾向于把死亡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