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万税费转嫁穷人！澳洲CSLR计划爆雷，低收入群体被迫为金融骗局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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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岁的母亲Sue领着最低工资，身兼两份兼职工作，同时还要照料身患疾病的年长亲属。

她的养老金账户余额仅有12万澳元，一直在忧心自己何时才能攒够钱退休，以及退休后该如何支付各项账单。

Sue正是数百万澳大利亚低收入劳动者中的一员，如今阿尔巴尼斯政府计划让这类人群为最后求助赔偿计划（CSLR）的超支成本买单。这项针对本就拮据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征税，总额高达600万澳元。

最后求助赔偿计划的初衷，是为金融不当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兜底救助。该计划原本只在受害者穷尽所有追偿途径后，才会启动赔付。

然而，那些主导了高风险金融产品崩盘事件的责任人，如今大多仍在正常经营，从未向被他们掏空毕生积蓄的受害者支付过一分钱赔偿。而现在，这笔赔偿账单却被转嫁给了澳大利亚的低收入劳动者。

超级会员理事会委托Pyxis Polling & Insights开展的一项近期调查显示，年收入低于8万澳元的劳动者中，有三分之一预计自己的财务状况会在未来两年内持续恶化。

这类澳大利亚民众本就对自身财务前景感到悲观。对他们而言，养老金是维系生活的命脉：70%的受访者认为，养老金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但如今，他们却要被迫从养老金中缴纳一笔费用，为金融行业其他领域的冒险行为造成的损失买单，而这些风险行为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养老金账户余额远高于他们的富裕群体。这无疑是一项典型的累退税政策。

更不合理的是，拥有普通养老金账户的低收入群体被强制要求缴纳这笔税费，而拥有自我管理型养老金基金（SMSF）的富裕群体却被排除在外。要知道，目前该计划下约80%的索赔申请，都与自我管理型养老金基金相关的理财建议直接挂钩。这样的规定显然有失公允。

将这笔税费负担转嫁给低收入群体，会固化并加剧道德风险。如果养老金储蓄体系中监管严格领域的普通民众，要为其他领域毫不相干的不当行为买单，只会进一步助长冒险投机风气，削弱责任追究机制，还会导致部分消费者承受双重损失。

“我们亟需推进改革，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填补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避免此类灾难事件重演。”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政策思路。若要寻找短期资金来源填补本年度的赔偿缺口，政府完全可以动用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收缴的罚款，这些罚款目前都被归入政府综合财政收入。政府也可以利用账面上180亿澳元的无主养老金产生的收益。当然，这些都只能作为短期权宜之计。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迅速出台更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并重新设计最后求助赔偿计划的税费征收机制，让税费与风险最高的领域和金融产品结构精准挂钩。

核心原则十分明确：必须紧急推进改革，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填补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避免此类灾难事件重演。这项改革工作必须尽早启动、重拳出击，并且精准指向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结构。

Shield与First Guardian基金的高调崩盘事件，导致多达1.2万名澳大利亚民众的毕生积蓄部分或全部化为乌有，这桩惨案也为所有人敲响警钟：监管缺位会酿成何等严重的后果。

目前澳大利亚公众的改革呼声高涨。研究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民众支持各类改革举措，例如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主席Joe Longo提出的，为民众从传统养老金基金转向高风险投资产品设置“冷静期”。更理想的方案是增设一项保障机制，要求消费者在决定转换投资产品一段时间后，再次确认该决定，以此确保民众不会在不当施压或虚假紧迫感的裹挟下做出选择。

编译：Renee

原文链接：

https://www.afr.com/policy/tax-and-super/low-paid-workers-shouldn-t-foot-bill-for-shield-first-guardian-collapses-20260108-p5ns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