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10亿理财骗局掀翻澳洲养老金市场,SMSF成员恐被征每年百元“保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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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投资骗局屡屡崩盘的曲折历史中,自我管理型养老金基金(SMSF)再次成为重灾区。此次涉案的Shield与First Guardian基金崩盘,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澳元。

在这起事件的1.1万名受害者中,许多人都是不知情的SMSF持有者。受利益驱使的中介机构通过社交媒体发帖、陌生来电以及高压推销的手段,诱使他们将资金转入Shield与First Guardian基金。

如今,这场崩盘的恶果开始显现,金融服务业和全体纳税人或将共同承担部分损失。
Macquarie与Netwealth已同意向企业监管机构承诺,分别向在其平台上蒙受损失的客户赔付3.21亿澳元与1.01亿澳元。但Equity Trustees与Diversa公司则正在法庭上与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进行抗辩。
联邦政府设立的最后求助赔偿计划(CSLR)将再次被启用,以填补赔偿缺口。
这项推出仅两年的较新计划规定,经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AFCA)认定因金融不当行为蒙受损失的消费者,每人最高可获赔15万澳元。
当金融机构因破产清算或拒绝赔付等原因无力支付赔偿,且其他追偿途径均已穷尽时,这项紧急救助计划将作为兜底方案启动。
“随着针对SMSF的征税政策落地,我预计选择从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监管的基金转出资金的投资者会大幅减少,由此提交的CSLR索赔申请也会相应减少。”——Angus Barker
这项计划依据2017年拉姆齐审查报告以及2018年海恩皇家调查委员会中期报告的建议,于2024年正式推行。上述两份报告均由前联盟党政府主导完成,报告中着重指出了当时赔偿机制存在的漏洞。
令人震惊的是,到本十年末,为支撑这项计划而向金融服务业征收的费用或将逼近10亿澳元,这一数字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自计划启动以来,已从金融行业筹集到3.45亿澳元资金。
该计划最初产生的2.4亿澳元成本,绝大部分源于Dixon Advisory旗下表现不佳且费率高昂的房地产基金给SMSF客户造成的损失,这些受害者中许多人都是堪培拉的前公职人员。
CSLR首席执行官David Berry发布初步估算数据称,仅在2026至2027财年,该计划就可能再向金融行业征收1.375亿澳元费用。
这一估算还属于保守数字,因为其未计入Shield与First Guardian基金百亿澳元崩盘事件中,预计将赔付给部分受害者的1.25亿澳元。
由此推算,仅明年一年,这项计划的总成本就可能超过法定的每年2.5亿澳元上限。
未来数年,还将有上亿澳元的赔偿金额陆续发放。
绝大多数赔偿款将流向那些在Shield、First Guardian、Dixon、United Global Capital以及Global Capital Property Fund等一系列崩盘投资项目中蒙受损失的SMSF持有者。
赔偿资金的来源,是向理财顾问、经纪公司、银行、基金经理以及保险公司征收的额外税费。
财政部助理部长Daniel Mulino于上月透露,大型合规零售养老金基金与行业养老金基金也将被强制要求为该计划出资,目的是尽可能将经济负担分散到整个金融行业。
规模高达1万亿澳元的SMSF行业,目前暂未被纳入缴费范围,但大型养老金机构代表已向Mulino提议,考虑对SMSF征收相关费用。
本专栏作者此前就对该计划的设立及其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表达过强烈的保留意见。
CSLR本质上是让合规运营的机构为不良金融从业者的行为买单,对蒙受损失的消费者进行兜底赔付。
目前该计划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剧,它正逐渐沦为部分投资者为自己不明智投资决策买单的“万能兜底工具”。
这一紧急救助计划还可能间接助长金融从业者与投资者的冒险行为,形成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
但事实是,这项计划由前联盟党政府推动,并最终在2023年经工党立法通过,获得了两党支持,如今已是既定存在。
为何自我管理型养老金基金应参与缴费
人们越深入思考就越会发现,65万家SMSF若想享受该计划的赔偿保障,就应当按年缴纳相应费用。
就像任何形式的保险一样,SMSF既然有权向CSLR提出索赔,就理应按年支付保费。
理财顾问、银行、保险公司、管理基金以及股票经纪公司的客户,很快还会包括大型养老金基金的客户,都已经在间接承担这些费用,因为相关成本最终必然会转嫁到他们身上。那么,作为这项救助计划最大受益群体的SMSF,为何就不该承担相应费用呢?
秉持自由市场理念、主张小政府模式的自由党人士,通常很少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企业董事、前投资银行家Angus Barker曾在前联盟党政府任职,担任前自由党养老金事务部长Jane Hume的办公室主任,正是在那期间,联盟党着手推动设立CSLR。

Barker从理念层面就对该计划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抱有疑虑。他表示,AFCA后来又另辟蹊径,扩大了针对“不当理财建议”的赔偿范围,将投资失败管理型投资项目(MIS)的受害者也纳入其中,这进一步加剧了道德风险。而联盟党政府当初在设计该计划时,正是因为MIS风险过高,才刻意将其排除在外。
Barker表示:“SMSF是导致CSLR成本飙升的根本原因。”
“SMSF持有者是主动选择将资金从受APRA监管、运作规范的养老金基金中取出的。”
Barker坚信,SMSF应当成为首批被征税的对象。他提出,若对现有的65.3万家SMSF每年征收150澳元税费,就能为CSLR筹集约1亿澳元资金。
或者,也可以选择向120万名SMSF持有者每人每年征收100澳元,这样每年就能筹集1.2亿澳元。
Barker称:“在经济学中,若想减少某种行为的发生,就可以对其征税。”
“我们希望看到SMSF引发的索赔案件数量下降。”
“因此,应当针对SMSF造成的索赔成本对其征税,最终效果会很明显:随着征税政策落地,我预计选择从APRA监管的基金转出资金的投资者会大幅减少,由此提交的CSLR索赔申请也会相应减少。这个目标就能顺利达成。”
这一主张完全符合价格信号、成本回收以及使用者付费的经济政策原则。
澳大利亚财政部于去年向政府发出警告,称犯罪分子极易利用超过百万名自主管理退休金储蓄的民众实施诈骗,原因是设立SMSF的门槛过低。
财政部在相关建议中指出:“目前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民众可以快速设立SMSF,而且受托人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这其中就包括本报告所提及的相关机构推出的各类投资产品,例如此次涉案的Shield与First Guardian基金。”
财政部还表示:“这种极低的设立门槛,一方面会吸引民众投资那些高风险、低流动性以及投资组合单一的项目,另一方面也会被诈骗分子利用,通过SMSF盗取民众的退休金储蓄。”
澳大利亚政府已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出台相关规定,放缓劳动者转换养老金产品的速度。
与此同时,一家服务大量SMSF客户的全国性理财咨询公司负责人表示:“SMSF不应该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就享有索赔的权利。”
他指出:“可以说,SMSF是最容易产生索赔诉求的群体。设立这类基金没有任何学历资质要求,监管力度也相当薄弱,部分不良理财顾问正是利用这一点钻空子,侵害投资者的利益。”
“与大型养老金基金相比,SMSF的合规要求与监管力度要宽松得多。当这类基金出现亏损时,没有任何大型受托机构为其兜底赔付,最终只能由CSLR来承担所有投资者的损失。”
如果SMSF反对缴纳这笔保费,Barker提出了另一项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表示:“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SMSF受托人都不得因不当理财建议或投资MIS造成的损失,向相关理财顾问或机构提出索赔。”
编译:Renee
原文链接:
https://www.afr.com/policy/tax-and-super/self-managed-super-investors-should-pay-a-fee-for-bailout-insurance-20260105-p5nr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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