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总理深陷信任泥潭！缺席遇难者葬礼、拒设皇家委员会，外部质疑不断，党内不满渐起，Bondi危机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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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之后曾是政坛巨头的艾博年，如今在我们面前成了澳大利亚这位存在感持续走低的总理。

在反犹主义引发的这场全国性危机中，他始终无力扛起应对挑战的重任，这让盟友、内阁部长以及同僚们都深感困惑。

必须明确的是，他的核心圈子里已经有人认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且他如今深陷错愕之中，无力采取那些显而易见、亟待推行的举措。

部分人士正考虑打破沉默，要求他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其中就包括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而工党内部的部分议员、部长以及工作人员，则完全是懦弱之辈。

他们心里清楚，总理向来对那些他认定不够忠诚的人耿耿于怀，所以根本不打算对此事多说一个字。

两周前，两名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在Bondi向儿童与家属开枪扫射。从那一刻起，艾博年的本能反应就被证明是令人痛心、充满悲剧色彩且彻底失败的。

他一心想要凝聚全国共识，却拒绝出席任何一场遇难者的葬礼。

身边人不得不提醒他，置身事外、拒不参加葬礼的举动，将会成为他总理任期内的标志性败笔。可他还是一意孤行。

他认定自己出席葬礼可能会引发混乱，甚至连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10岁女孩Matilda的父母都懒得去征询意见——只因为这对父母竟敢质问他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不作为。

其实他本可以亲自前去，哪怕被痛斥一顿也好。就连前总理Scott Morrison，都曾专程前往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去会见那些不愿与他握手的消防员。

或许这样一来，袭击事件一周后Bondi纪念活动上的民众，就不会对艾博年如此愤怒地发出嘘声了。

事到如今，无论结果好坏——种种迹象都表明情况只会愈发糟糕——这件事都将成为定义他总理生涯的关键事件。

谁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新南威尔士州州长Chris Minns、甚至连新南威尔士州反对党领袖Kellie Sloane以及澳大利亚总督，都在遇难者守夜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唯独总理全程一言不发。

入场和离场时，他都自顾自地走在妻子Jodie Haydon前面。后来Haydon看着10岁遇难女孩Matilda的父母伴着《丛林流浪》的旋律相拥起舞，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悲痛神情，那一幕令人心碎。

他为何拒绝针对这起发生在澳大利亚本土的恐怖袭击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一拒绝的态度，如今已经成了他执政团队的一大顽疾。

工党议员们满心困惑，纷纷发问：“经历了一场恐怖袭击，我们这一年的收尾，竟然是在和遇难儿童的家属就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的事情争执不休？”

尽管众多前情报部门主管、政界领袖以及律师都纷纷呼吁采取行动，但总理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打算。

内阁部长们对此几乎无言以对，只能说他“太过固执”。还有些令人费解的说法称，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会给反犹主义势力提供发声平台——可提出调查诉求的，明明正是犹太群体。

艾博年还暗示，这种说法甚至可能源自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仿佛这家情报机构的职责，就是告诉总理什么时候该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似的。

他在另一场记者会上还发表了一番诡异言论，称媒体应当谨慎选择发布恐怖分子的相关照片，避免让他们看起来气焰嚣张。

他似乎一心想把整件事都掩盖过去，好像这种做法不仅可行，甚至还理所应当。

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那些人似乎认为，这些质疑声不过是媒体惯常的小题大做，没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他们大错特错。

不管总理对这些他眼中充满敌意的媒体机构有何不满，在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件事上，这些媒体的主张完全正确。

他对那些在大选期间未能认可他才干的媒体机构心存反感，而这种情绪已经蒙蔽了他的判断力。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大多数选民都希望国家能动用全部力量打击恐怖分子：实施抓捕、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启动驱逐程序，必要时甚至可以派军队上街巡逻。

前财政部长Josh Frydenberg认为，总理的做法是“一场拙劣的政治算计”。

“支持针对Bondi惨案成立联邦皇家调查委员会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远比反对这一举措要高。”他说。

“原因很简单：拥有强制传唤证人、调取证据特权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必然会揭露一个事实——联邦政府早已收到预警，针对犹太目标的恐怖袭击有可能发生。而艾博年政府无视了这些预警，如今已经彻底暴露在公众的质疑之下。”

我无法判断这一说法的准确程度。针对犹太目标的恐怖袭击存在发生风险，这本身就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

别忘了，2024年12月6日，位于墨尔本Ripponlea的Adass Israel Synagogue就曾遭到袭击。

有关部门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案件涉及多名使用助燃剂的袭击者。经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调查，数名男子已被提起公诉。

2025年8月26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这起纵火袭击事件是由伊朗政府直接授意实施的。

但针对Bondi事件，相关部门并未掌握具体的预警情报。至少情报部门主管在公开采访中是这样坚称的。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相关部门事先知晓袭击的具体目标或具体计划。

如果犹太组织在Bondi袭击发生前就曾请求加强安保措施——考虑到活动组织者中至少有一人不幸遇袭身亡，这一情况的核实工作难度很大——澳大利亚民众有权知晓真相。

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或许是，自10月7日以来，日益抬头的反犹主义一直是威胁国家稳定的重大隐患。而艾博年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举措，完全达不到应有的标准。

还记得政府当初是如何沾沾自喜地宣布，Dural房车营地恐怖阴谋不过是“一场虚假的恐怖闹剧”，而且政府自始至终都对此心知肚明吗？

政府没有去解决犹太社区在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反犹情绪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对自身安全问题产生的合理担忧。

以色列一场音乐节上发生青少年惨遭射杀的骇人事件后，澳大利亚的年轻一代，甚至部分婴儿潮一代的父母，竟然选择为这些暴行寻找借口。他们声称，为了建立巴勒斯坦国，杀害平民的行为是一种必要之恶。

这些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还对犹太商人进行骚扰，并在大学校园内针对犹太学生发起攻击。

仿佛仅仅因为对方是犹太人，就活该被骚扰，被逼着表态自己对内塔尼亚胡的看法？

如果你支持这种观点，如果你跨越道德底线，为以色列音乐节上射杀无辜青少年、以此推动巴勒斯坦国建立的行径辩护，如果你真的想让起义运动演变为一场全球性浪潮，那你又怎能说，恐怖分子在Bondi Beach开枪扫射、在宠物动物园射杀儿童的行为，和前者有本质区别？

编译：Renee

原文链接：

https://www.heraldsun.com.au/news/south-australia/anthony-albanese-got-bondi-badly-wrong-and-labor-knows-it-samantha-maiden/news-story/e5e83050e103eb3ca13a14adcf25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