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的10万日本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本文来源于《日本人口述二战史》田谷治子，西奥多·F·库克，重庆出版社。

福岛良枝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她嫁给了一个军事供应商，和他一同定居在东宁，这里靠近苏联边境。

1945年7月，她丈夫被征召进军队，离开了她和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决定出兵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得知此消息的日本人开始集体逃亡，其中也包括福岛良枝，以下是她的自述。

01

8月9日的拂晓是个美丽的早晨。

我正给家里养的狗“江洲”喂早饭，突然听见飞机的轰鸣声。

我想，这肯定是一场军事演习。

随后我又听见“啪！啪！啪！”的声音，并看见从飞机上落下些银色的东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赶紧打电话给宪兵队，因为我认识里面的一名宪兵，但电话无人接听。

我打开收音机，那时大约是早上7点。一名播音员读道：“新闻公告！新闻公告！苏联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对日宣战。”

我知道要打仗了，我的儿子出生于1944年9月25日，刚刚学会走路，但还没有完全断奶。

我把他背在身后，抓过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应急背包，又拿了一本小小的佛经。

这个世界已天翻地覆。

东宁的居民不知道该去哪里，每个人都想沿着苏军尚未到达的道路逃跑。

有人喊道：“逃到山里去！”

还有人说：“沿着铁路线跑！”

一些人动身出发，其他人排成长长的队列跟在后面，但当天晚上苏军追了上来，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四散奔逃。

02

从这天晚上开始，你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

要是遇到熟人，你会跟他们打招呼，也许能一起逃亡，但很快又会跟他们分开。

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东宁远在满洲北部的荒野中，这里没有道路，我也从未见过一张地图。

这简直就是地狱。

铁轨也许能把我们带到奉天，因此我找到铁路，沿铁轨而行。

一些累倒在地的难民就这样死在铁轨旁，但没过多久，我就无法沿着铁轨行进了。

苏军开始通过这些铁路包围苏联边境对面的日军，我们不得不逃入山中。

那是一片荒野，有时候甚至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条条小径上遍布着尸体。

在深山野林里，我的儿子开始发烧，呼吸困难。

我已放弃了日本人的常规做法，不再把他背在身后，而是抱在胸前，这样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并给他喂点奶。

他的呼吸越来越吃力，体温越来越高，我想，要是他死了，我也没法活下去了。

就在这时，一群日军士兵出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戴着红十字袖章。

他看了看我的儿子，立即说道：“麻疹！他可能没救了。太太，接受这一点对你更好些。”

我恳求他，想知道他是否带着什么药物。

他承认确实带着一种德国制造的肺炎特效药，但他不愿浪费哪怕是一个孩子的剂量。

我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不断地向他恳求着，泪水从我的脸上滚滚落下。

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一些药物，我儿子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03

一路上，我们经过日军士兵与苏军激战过的许多地方，我们很害怕被敌人抓获。

日军士兵给我们这些妇女分发了手榴弹，并且告诉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跟他们一同“玉碎”。

我把我那颗手榴弹扔在深山里，这东西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它走上哪怕是一天。

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些氰化物，从军人那里拿到小包裹的所有日本妇女可能都得到了同样的告诫：“作为一个日本女人，如果被强奸可不太好。”

但汗水和雨水已让我浑身湿透，我那颗毒药融化了。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任何人长时间地照料其他人。

一些士兵看上去挺可靠，对我的儿子也很好，他们会轻轻地拍着他，和他一同玩耍。

但夜间孩子一啼哭，每个人就开始对我憎恨不已。

士兵们要求我要么离他们远点，要么把孩子杀掉。

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许多次。

我对这些士兵极为愤恨，但终于有一天，我开始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我再次发现自己孤身走在铁轨上，我遇到一个裹在和服里的女婴。

她躺在地上，旁边整齐地摆放着她的物品，面对炽热的阳光，她甚至没有一丝遮蔽。

她的父母肯定是死了，或是被杀了，把她留在这里，大概是想让别人收留她。

这个婴儿看上去很可爱，可能只有5个月大。

我把她抱在怀中，现在，我带了两个孩子，但这种状况甚至没能持续一天，我很快便后悔了。

我只能把她留在满洲的一个村子边。

我抓了些青蛙，把它们串在树枝上，再用火烤熟。

每逢下雨，蜗牛会从土里钻出，我也吃它们。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乳房里再次有了奶水。

藜属植物的叶子富含维生素，每次看见它们，我都会采摘一些。

然后我再找些稻草，点燃后把放在罐子里的树叶煮熟。

我不时能得到一些火柴，这些火柴弥足珍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保持它们的干燥。

没有火柴，你在黑夜中会感到孤独，即便你想，也无法生火。

但我喜欢夜晚，我可以和我的孩子在一起睡上几个小时，这能让我暂时忘记自己所处的困境。

不过，我知道黎明总是会到来的。

04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我曾搭乘一辆颠簸的马车走了4天，来到牡丹江市。

我在这里遇到了孔先生，他让我到他那里去。

他说他是一个剧院的老板：“我认识一些上层人物，你就跟我来吧。”

他声称自己是“亲日派”，曾为宪兵队工作过。

他的日语说得非常好，从他那里我首次获悉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事故。

“日本再也无法恢复了，”他说道，“你的丈夫如果是个军人，可能会被送到西伯利亚，他再也回不来了。你有个很乖的孩子。我很想有个日本儿子，请你做我的妻子吧。”

我拒绝了。

当晚11点左右，我把孩子背在身后，推开了房门。

此时是10月底，满洲已进入严寒季节。

推开房门逃走时，我的手指碰到门上的金属门栓，表皮被扯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找到一辆驶往哈尔滨的货运列车。

棚车里坐着五六个日本兵，都是逃兵，我们都通过贿赂在车上得到个位置。

我是车厢里唯一的女人，他们穿着看上去很暖和的毛皮大衣，我和我的孩子却只有一张脏兮兮的旧毛毯。

一连四五天，我们就这样在棚车里度过。

每当火车停顿下来，苏联人就会检查车厢。

有一次，火车停下时，我的孩子哭了起来。

那些士兵被激怒了：“你的孩子为什么老是哭？要是被他们抓住，我们会没命的。”

他们当中一个比较善良的士兵说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凑点钱贿赂苏军。”

就在我们惊惧不安时，车厢门被打开了。

几个苏联人发现我是个女人，就抢走了我的孩子，还试图强奸我。

我拼命叫喊着俄语里的“梅毒”一词。

另外，我相信他们看见我身上满是疥疮和蚊虫叮咬的疤痕。

最后，他们放过了我和我的孩子。

05

几天后，火车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腹泻越来越严重，我什么都不能吃，就连面包也不行。

我的儿子也患了腹泻，我再也无法忍受。

一名士兵将车厢门打开，下车去方便一下。

阳光射入车厢内。看情形，我们肯定已到达哈尔滨附近。

我朝车厢外望去，一条长长的道路呈现在我眼前。

我抱着孩子跳了出去，他是我唯一携带的东西，寥寥无几的随身物品都被我丢在身后，包括我丈夫的最后一张照片，但那本小小的佛经仍放在我贴身的衣服里。

我不记得走了多远，反正最终到达了哈尔滨，这座城市混乱不堪，原先的武藏百货公司为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难民设立起免费的住宿地。

我在那里住下，那片地方很大，居住着许多无家可归者。

那里没有取暖设施，除了一堆高粱壳，什么都没有。

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有人提醒我：“斑疹伤寒正在蔓延，所以一定要小心。”

我决定写一份广告，宣布自己在这里，因为我在电线杆和墙壁上见到过许多此类的广告。我写道：“福岛正一先生，良枝在这里。请到武藏百货公司找我。”

现在我做的事情大多是乞讨，我已经不得不沦为了一名乞丐。

如果抛开一切自尊和羞愧感，这就很容易做到，你只需要开口乞求：“帮帮我，请帮帮我。”

最后，我乞讨到足够的钱，做点卖香烟的小生意，每次一根。

在温暖的阳光下，我会带着儿子来到一个有许多日本人经过的地方，向他们描述我丈夫的模样，询问他们是否见过他。

但我不知道他所在单位的名称，只知道福岛正一这个名字是不够的。但我确实见到过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06

最后，我和我的儿子得以返回日本，那已是1947年2月。

我记得我们靠近佐世保港口时，眼前的麦田是那么翠绿。

我们最终回到金泽，我的婆婆来到车站接我们，从她那里得知我的丈夫还没有回来。

多年来，我一直胡思乱想，他也许还活着，但也可能已经死了。1955年的某天，我收到栃木县寄来的信，信中说：“福岛正一死在我待的那座战俘营，距离莫斯科400英里，他可能就是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在1946年5月18日便已死去。

今天，我获得了我的养老金和我丈夫的抚恤金，我儿子一直照料着我。

我们现在经营着两所幼儿园，那是我在“退休”后建立的，我最终平复了心态。

但有几次，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来日本寻找亲人时，往事会突然回到我的脑海。

我儿子说：“我本来会跟他们一样。”

看见那些人，我为自己现在过的生活感到愧疚：我是过得很愉快，可他们仍在承受那场战争带给他们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