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馥莉,输了?18亿美元被冻结,真正的对决才刚开始

2025年8月1日下午,香港高等法院一纸“非正审禁制令”正式生效,将宗庆后家族围绕18亿美元信托的争夺推至高潮。
舆论哗然:宗馥莉输了,娃哈哈要变天了?然而在密密麻麻的43页判决书背后,显现出的却不是一个“长公主”的败退,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权力对弈,一次跨越二十年的旧秩重构。
据中国基金报8月1日报道,娃哈哈集团已故创始人宗庆后遗产纠纷案有了最新进展。
此前,宗庆后的3名私生子女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禀,要求宗馥莉披露一个汇丰银行账户内资产去向,并申请禁制宗馥莉处理该账户内任何资产。
8月1日下午4点,香港高等法院宣布了对该案的决定,由双方律所派代表前来领取签收。
根据裁定结果,宗庆后设立的离岸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名下的香港汇丰银行账户——总额约17.99亿美元——被法院禁止转移或动用,同时宗馥莉需披露该账户自2024年2月2日以来的全部资金流向。
此举表面上为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人赢得首战,但性质并非定责判决,而是资产保全措施,目的在于防止诉讼期间资产被转移。
核心争议聚焦于三份关键文件:
其一,是宗庆后于2024年1月亲笔书写给公司高层郭虹的“手写信”,明确要求为三位非婚生子女设立三项各7亿美元的信托;
其二,是2024年2月2日宗庆后与宗馥莉签署的《委托书》,将建浩创投的股份转由宗馥莉持有,并授权她作为设立人设立信托;
其三,是同一天宗庆后所立的两份遗嘱,境内外各一份,均未列入三名子女及其母亲杜建英为受益人,仅指定宗馥莉、原配施幼珍及宗庆后之母王树珍为法定继承人。
更关键的是,2024年3月14日,宗馥莉与三名“弟妹”签署了确认协议,明确信托为“不可撤销的不动本信托”,只分配利息,不动本金,并约定宗馥莉负责设立信托,三人承诺不挑战遗嘱合法性。这也意味着,当前香港的“败诉”,实为这份协议执行与否的阶段性博弈。
从案件背景来看,宗馥莉真正的对手,并非三个未成年或刚成年的美国籍弟妹,而是他们的母亲——曾任娃哈哈党委书记、与宗庆后有30年纠葛的杜建英。
从1996年14岁赴美留学时起,宗馥莉便置身这场家族结构的张力中心。当年,她的“陪读人”正是杜建英,而杜在美国生下宗继昌的时间几乎与宗馥莉出国同步。尔后多年,杜建英虽淡出管理层,但仍通过“荣泰系”等企业持股18家娃哈哈工厂,掌控大量资源,并持续获利分红。
宗馥莉的回应是三记重拳:
第一,2025年初集中关闭18家工厂,几乎清一色与“杜派”有关联,直接切断庶房系的利益来源;
第二,大规模清洗人事,将集团核心资源转入宏胜系,重新签约160万个零售终端;
第三,尝试将娃哈哈387件商标转入自己控股公司名下,虽被国资叫停,但意图明显:重构品牌归属权,建立“去宗氏家族化”的控制模式。
尤其在本案中,宗馥莉在信托账户中转出110万美元,表面用于越南工厂尾款,但也被视作一次“引蛇出洞”的行为——促使杜建英一派将所有证据诉诸法庭,将模糊的家族协议推入法律程序,彻底击穿旧式平衡。
家族纷争持续升温的同时,背后的“沉默大股东”——国资也终于现身。
根据股份结构,杭州上城区国资委持有娃哈哈集团46%股份,是绝对第一大股东,却在多年经营中缺乏实质话语权。
工商信息显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集团”)大股东为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下属二级企业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据《经济参考报》披露,2022年娃哈哈整体净利润为47.67亿元,而集团主体净利润仅为1871万元,占比不足0.4%。巨额利润流入体外公司,其中最关键的“宏胜集团”,为宗馥莉100%控股,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现今,杭州上城区财政局已成立“专班”正式介入调查,这被视为国资方对多年“隐性出局”局面的反弹。一旦专班对宗馥莉控制的“体外体系”提出追责,不排除将启动商标收回、利润分成重审等系列举措,令局势更为复杂。
宗馥莉固然已取得品牌、产线、渠道的实质控制,但其最脆弱之处,亦恰是对娃哈哈原始品牌资源的依赖。一旦国资发力夺回话语权,她当前构筑的“新帝国”将面临核心资产被回收的风险。
此番香港“败诉”,不只是宗馥莉的阶段性挫败,更是宗氏家族“清贫一女独承”的神话破碎。
从“一妻一女”到“三妻四子”,从“民族企业家”到“离岸信托设立人”,宗庆后一生所维护的家族形象,在一纸判决书中碎裂。18亿美元的离岸信托、杜建英一派的全面反击、国资方的回归强控,共同将娃哈哈从一个“家族企业”彻底推入“制度博弈”的公共场域。
这不仅是一场遗产分配战,更是对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人治时代”治理模式的解构。
宗馥莉所面临的,不止是三个“弟妹”,也不止是一个“后妈”——她要对抗的是庞大的旧秩序、深嵌利益集团、甚至是公共权力的治理逻辑。而她为此所做的“六亲不认”“大清洗”,固然赢得实控权,却也在品牌、人心、资本之间陷入困局。
香港法院的资产保全令,并未终结纷争,反而为继承案的主战场——杭州法院留下更多悬念。未来案件走向,关键将取决于两点:其一,杭州法院如何认定信托资产的法律效力;其二,国资方如何在庞大股权与品牌架构中重新定位权力与利润分配。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宗馥莉,已不再是那个14岁独自赴美留学的“长公主”。如今,她是一个将“家法”诉诸法院的操盘者,是一个将“信托”变成武器的博弈者,更是一个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试图掀桌重排的女王。
只是这场重排注定代价巨大,台下观众看的是宫斗,台上她搏的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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