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西嫁到新西兰，华人女子赌上一切救老公！却绝望收场：“家底全掏空了”

一场病情，让一个幸福的跨国恋家庭，陷入了沼泽之中。

发现君采访了来自中国广西的女士May，新西兰丈夫的癌症，掏空了她的家底，让她拮据到难以支付回国看望母亲的机票，但是好在，她还有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让我们听听她的故事。

01

一场意外

2014年，广西女孩May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工作中她认识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男生，对方真诚且阳光，两个年轻人慢慢熟悉，谈起了恋爱。

后来两人结婚生子，成了一个甜蜜的四口一家。

本以为突破了国籍、文化等阻碍的他们，能够就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但命运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2022年，一张报告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02

泰国相聚

当时May的丈夫在印尼出差工作，May留在中国照顾两个孩子。

在印尼时丈夫就感觉身体不适，但是当地医疗条件堪忧，没有认真检查。

而后他随公司去了泰国出差，在泰国查出ALK阳性肺癌（四期）。

2022年8月，身在国内的May意识到，她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出国，去陪伴丈夫。

“我知道，他一个人不行。”她说。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

当时国内仍处于严格的疫情封控期，May的护照即将到期，两个孩子还没有护照。

更麻烦的是，她所在的城市并非户籍地，办理护照原本就不易，在特殊时期几乎寸步难行。

终于，在一个多星期后，她和孩子们的护照申请被批准。

2022年10月中旬，May带着两个孩子登上了飞往泰国的飞机。

那是他们与丈夫近三年来的首次重逢，情绪在激动与心痛之间反复。

这次重聚，并不是为了度假，而是为了面对一场未知的战斗。

May的丈夫因公司业务调整，被允许留在泰国治疗。

每两个月，他需要前往医院复查。

2022年12月，他们一家人来到芭提雅，换了几家民宿，在海边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圣诞节。

那时，丈夫服药已四个月，病情正处于缓解期。

“生活平淡如水，但我觉得那是我们这几年最安稳的一段日子。”May说。

当然，真正的平静从未到来。

每次丈夫复查前的那几天，气氛都会变得紧张。

好在，结果一次次传来“稳定”的信号，她也能暂时安心。

在国际ALK病友群里，她看到很多患者分享抗癌经验，有人服用靶向药长达五六年依然稳定。

“我特别盼着我们也能成为其中之一。”她说。

泰国的旅游签证只能停留三个月，在2023年2月，她前往一家语言学校学习泰语，并成功将签证类型转为语言签证，从而得以合法长期居留。

而丈夫则持商务旅行卡，每三个月需出境一次，以维持合法身份。

2023年7月中旬，丈夫的身体状态逐渐好转，正值孩子们签证即将到期，他们全家前往越南。

在会安古镇，他们度过了七天短暂却明亮的日子。

黄墙红瓦、河灯满城，孩子们跑跑跳跳，May终于卸下一点心理的包袱。

签证更新后，他们回到了曼谷。

2023年8月的CT复查显示，放疗部位肿瘤有缩小趋势，是一个久违的好消息。

03

返回新西兰

2023年12月中旬，May一家人结束了在泰国近一年半的停留，返回了丈夫的国家新西兰。

这一次的回归，夹杂着忐忑、疲惫，也有一点点对安稳生活的期望。

刚回国不久，他们就立即安排了就诊。

他们无法忽视的，是回到新西兰后的现实压力。

他们暂住在亲戚家里，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收入，一切生活支出都依赖积蓄。

治疗和生活双重消耗着这个家庭的资源。

“我们很希望病情能稳定下来，这样可以继续用原来的方案，至少还能申请公费支持。”May说。

2024年1月，节后的CT检查报告出炉，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打击。

肿瘤明显扩大，几乎是原先体积的两倍，已经侵犯到了纵膈和心包，还压迫着肺部关键位置。

这也解释了为何那段时间，丈夫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呼吸也愈发困难。

在治疗方案上，医生的第一反应是建议化疗。

“他当时很明确地说，不想走那条路。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再大的折腾了。”May说。

他们提出了另一种方案，是从海外带回的备用治疗方式。

但医生却因为药品未在新西兰公卫系统内备案、医院药房没有存货，明确表示自己不能为此开处方。

“他说如果出了问题，他作为医生负不起责任。”May回忆，当时的对话几乎陷入了僵局。

May也将一份国际肺癌协会发布的治疗指南，以及多篇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后邮件发送给医生。

最终，在权衡之下，医生同意他们尝试新的治疗方案。

2024年1月15日，丈夫开始了新一轮的治疗。

刚开始的几天，咳嗽略有缓解，但身体反应却异常强烈——梦境过于清晰、白天时常陷入意识混乱，有时甚至出现语言迟钝与动作不协调。

“他后来自己把剂量调低了一些。”May说。

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丈夫的身体状态也慢慢稳定下来。

04

去日本寻找出路

2024年年3月中旬，在亲戚的推荐下，他们前往日本东京一家肿瘤诊所接受评估和调理。

没想到短短一个月，丈夫的身体状态出现明显好转了。

治疗结束后，他在东京稍作休息，就回到了新西兰。

回家后，他的状态依旧维持得不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有明显提升。

从4月到5月中旬，是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最轻松的一段日子。

丈夫的咳嗽明显减少，体力恢复得也很快。

趁着学校假期，一家人去基督城周边徒步旅行。

“他以前走平地都喘，那次竟然能爬上山顶。”May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可思议。

之后，他还独自开车回了南岛的老家——基督城到但尼丁，六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精神很好。

他们还去探望了家人，并到婆婆的墓地扫墓，回忆起很多过往的故事。

2024年最后一天，May记得很清楚。

那天，丈夫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

05

寄希望于澳洲

病情在化疗后仍持续进展，而新西兰本地已无更多治疗方案，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一项临床试验。

11月起，他们与那边的团队建立了联系，视频会议了解基本信息，医生也把所有CT、PET扫描等资料整理后发了过去。

就在11月中旬，丈夫突然无法大声说话，咳嗽也咳不出来，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诊断为喉返神经受损导致的吞咽障碍。

从那以后，他几乎无法进食，变得极度虚弱，仅一个月内体重就下降了14公斤。

“他常常低声问我：‘我还能撑多久？’” May说，“看着他这么痛苦，我什么都做不了。”

12月中旬与澳洲那边的医院再次视频后，确认丈夫“符合初步入组条件”，但仍需前往当地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才能最终决定是否能入组。

由于经济困难，May无法陪同丈夫去澳洲治疗。

于是，丈夫只身飞往布里斯班，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她在新西兰一直牵挂着。去之前，她为他收拾好仅剩的蛋白粉和基本药物。

到布里斯班的第一天，他几乎无法出门，只能在民宿静养。

连喝水、冲蛋白粉都要极其小心，怕呛到肺里。

第二天前往医院，与临床试验医生见面也很艰难，没有人陪同，几乎是靠意志力支撑。

医生还提到，后续可能还需做穿刺活检，整个入组评估过程可能持续28天，最终能否入组仍有不确定性。

在遥远的距离中，只有等待与祈祷。

“他身体这么虚弱，怎么撑得过这28天？”May几乎每天都在心里问这个问题。

由于没有澳洲医保，若在当地住院，将面临巨额自费压力。

他们希望能在完成关键检查后先回新西兰，等最终确认入组再返回治疗。

May现在独自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日日牵挂远方的他。

06

等来了不想看到的结果

但是最后，May收到了那个她最害怕听到的消息。

2025年1月13日，本来是丈夫订好的民宿退房日，却成了他的葬礼日。

May和两个孩子在前一天清晨从新西兰启程，一路顺利抵达布里斯班。

孩子们很兴奋，觉得终于要见到爸爸，却不知道这次见面，是以另一种形式。

到了火车上，哥哥忽然问：“爸爸是不是在看着我们？”

May轻声回答：“是的，爸爸一直都在。”

抵达布里斯班后，他们住进了离葬礼地点不远的一家简陋motel，环境并不理想，但她只想节省开支、早点见到丈夫。

1月13日中午，他们来到葬礼现场。

现场只有May、孩子们和几位丈夫的朋友。

孩子们第一次看见冰冷的遗体，May心中忍不住一遍遍祈求：“他能不能再醒过来？”

但她知道，这一次，是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仪式的开头，她选了《See You Again》；结尾，是丈夫最爱的橄榄球世界杯主题曲《World in Union》。

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她泪如雨下。

“他真的太辛苦了。或许，现在他终于不再痛了。”May说。

她领着孩子向丈夫鞠躬道别，这是这个家庭最难的告别。

1月14日早上，她从殡仪馆领回了骨灰。

她告诉孩子：“爸爸爹地现在在这个盒子里了，我们带他回家。”

弟弟问：“爸爸怎么变这么小了？”她没说话，只是流泪。

当天下午，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带孩子去了丈夫弟弟家，虽然心中仍有芥蒂，但孩子们和堂兄妹玩得很开心。

她想，也许丈夫看到这一幕，也会欣慰。

1月14日深夜，他们带着骨灰回到家中。

只是这一次，丈夫回来了，不再是活着的模样。

“以前他出国就医，每次我都在家等他，一路发着信息。现在轮到我回来，却没人等我了。”

如今虽然丈夫已经离开，但是May却选择和孩子一起留在了新西兰。

现在他们住在基督城，她会送孩子去丈夫生前会去的橄榄球俱乐部学习，也开始重新学车考驾照，带着对丈夫的爱与思念，慢慢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