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洲选战打响之际，走进青年选民的政治信仰

在竞选连任的开场白中，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道： “我们不需要效仿任何其他国家，就能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的价值观，支持我们的人民。”

在即将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将有50多万Z世代选民首次投票。( ABC NEWS: Nick McAllister )

这是阿尔巴尼斯第一次，我想不会是最后一次，试图让人联想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形象及其在美国造成的混乱，并暗示而非直言反对党领袖达顿试图在澳大利亚借用同样的想法和策略。

当被问及他是否指的是特朗普时，阿尔巴尼斯说，人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但人们会看看大规模解雇公务员的情况，”他说，意指达顿承诺将联邦公共服务部门裁员4.1万人。

作为回应，达顿指责阿尔巴尼斯开始关于特朗普进行“侮辱”。

唐纳德·特朗普在澳大利亚年轻人中不受欢迎。 (Reuters: Evelyn Hockstein)

特朗普效应

阿尔巴尼斯想把达顿与特朗普捆绑在一起是有原因的，而达顿认为这是一种抹黑也是有原因的。世界各地正在出现一种被称为“特朗普上扬”（Trump bump）的新现象——那些言辞上对特朗普态度强硬的现任领导人，倚重对自己国家的民族自豪感，正在看到政治红利。在通货膨胀危机期间，现任是候选人政治上的隐形杀手，而特朗普正让现任领导人们重获魔力。

在澳大利亚，特朗普在年轻选民中尤为不受欢迎。2025年的联邦大选将是Z世代（1997至2012年出生）和千禧一代（1981至1996年出生）在各州各领地的人数首次超过婴儿潮一代（1946至1965年出生），这将极大改变各政党竞选和针对选民的方式。

红桥集团（RedBridge Group）今年3月为约翰·科廷研究中心（John Curtin Research Centre）准备了一份针对18至44岁选民的研究报告，让我们大开眼界，了解了年轻选民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真实想法。研究方与本专栏独家分享了这份报告。

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大多数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希望有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但那些具有激进右翼政治倾向的人希望有这样的领导人。

大多数18至44岁的澳大利亚选民表示，澳大利亚不会从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那里受益。只有12%的人说澳大利亚肯定会受益，11%的人说可能会受益，形成总计23%的赞成方。相反，近一半（48%）的人表示澳大利亚肯定不会从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那里获益，另有10%的人表示可能不会（形成总计58%的反对方）。在本研究分析的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群体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多数人表示，澳大利亚不会从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那里受益。

即使在18至44岁的联盟党选民中，也有多数人对特朗普式的领导人持反对意见（39%的人表示反对，36%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即使在最民粹主义的五分之一选民中，也不认为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好处（28%的人表示肯定）。

在选举日，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的数量将超过婴儿潮一代。

年轻人拒绝一切照旧

约翰·科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尼克·戴伦弗斯（Nick Dyrenfurth）说，他委托红桥公司对Y世代（也称千禧一代）和Z世代选民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他们更重视哪些事项，对于他们被反建制政治所吸引这一点，戴伦弗斯并不感到惊讶。

“这些群体自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了解到的几乎都是经济波动、不确定性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他们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冲击，十多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住房可负担性和供应危机，所有这些都因新冠疫情而雪上加霜，” 戴伦弗斯。

“海外民调和选举结果表明，从阿根廷到特朗普以及瑞典等左翼大本营，年轻人都被反建制政治所吸引，在左翼则表现为对（美国前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和（英国前反对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稍纵即逝的支持。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对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这一代人不利的经济体系所感到的愤怒和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并不是澳大利亚例外论。”

戴伦弗斯指出，这一趋势在年轻男性中最为明显，若把群体分为五等分，则“有些激进的右翼选民”在25-29岁男性中人数明显大增。

“未来几年，工党必须密切关注这一趋势，”他说。

在这项调查中，达顿的支持率高于特朗普，信任度低于阿尔巴尼斯，得分甚至低于美国民粹主义右翼播客人士乔·罗根（Joe Rogan）。

在向受访者展示的名单中，只有两位前中左翼政治家的信任度为正值，他们分别为：奥巴马（+12）和新西兰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对于工党来说，绿党的马克斯·钱德勒-马瑟（Max Chandler-Mather）和亚当·班德（Adam Bandt）在这些选民中的信任度最高，是存在危险的。

年轻一代既进步又保守

研究表明，年轻选民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右翼或左翼、保守或进步。

“他们对性别角色和死刑等问题持非常进步的态度，”戴伦弗斯说。

调查结果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对移民问题的看法。调查显示，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普遍不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会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政策领域采取符合他们利益和关切的行动，这表明他们对政治和政府的作用普遍感到失望。

选民对以下方面的信心最低：移民问题（净信心 -42%）、经济不平等（-40）、住房负担能力（-36）、犯罪和混乱（-35）以及生活成本（-30）。

戴伦弗斯说，如果从住房供应和简单的供求关系或工资抑制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

“原则上支持移民是一回事，但如果不加以控制，移民会破坏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破坏]住房负担能力，这又是另一回事，”他说。

“对气候变化、生活成本、经济和住房问题的重视程度证实了这几代人对物质问题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