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政府部长亲自送外卖！“我感受到了压力”

就在周日，新西兰劳工关系部长Brooke van Velden拍了一段视频。

她要亲自送一单外卖。

她开着自己的车，选了新西兰一个外卖平台DoorDash帮她派单：

DoorDash就给她派了一单，距离也不远，开车1.7公里，到本地一家马来西亚餐厅去取外卖，显示至少可挣6.1纽币。

一路上她说，她工作忙平时都是不烧饭的，现在去送外卖，觉得这个行业压力还是有的。

“怎么说呢，虽然我是政府部长，大家觉得是有权力的职位，但是送外卖这件事情，时刻考验你是否能及时送达。”

很快到了餐厅，核对后接外卖。

马不停蹄，接好外卖后迅速赶到外卖订单地址，送餐、确认一气呵成，这个单子就算做好了。

劳工关系部长为何要送外卖

新西兰劳工关系部长为何要亲自送外卖？

这是因为最近，新西兰政府关注外卖小哥这类合同制的打工人，筹划在合同法规方面，加强对这类职业的法律界定。

本周一，劳工关系部长 van Velden手拿一只紫红色的手包走进国会，手包与她标志性的外套完美搭配。

在这手包里，就可能装满了《雇佣关系法》修改的A4打印文件。

修改的核心是，新西兰政府要推出一个新的“门槛”测试。

这个测试将用来判断灵活就业者，比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到底算雇员还是合同工。

因为这些新兴的行业在新西兰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有的从业者觉得自己天天全职给特定一家公司接活，就应该算雇员。

而另外一些人，只是偶尔比如说有空闲时去开开网约车赚外快，有单就接，不管哪家公司，他们宁可自己一直是合同工。

那么，这个门槛将怎么设定呢？

新测试加强区分雇员和合同工

按政府设想，新测试将成为工人提出（自己是雇员而非合同工）主张时，企业应对时参考的法律工具。

它列出了四个标准：

1.雇主已与工人有书面协议，明确他们是独立合同工；

2. 雇主不限制工人为其他企业（包括竞争对手）工作；

3. 雇主不要求工人必须在特定时间工作，或者工人可以将工作分包出去；

4. 如果工人拒绝额外的任务或工作，雇主不会终止合同。

如果灵活就业者以上四项标准都符合，那么，这个工人就算合同工。

法律上，这工人将被视为合同工，不能算雇员。

如果其中某项不符合，则现有的测试将适用。

现有的新西兰《雇佣关系法》第六条中，已经定义了“雇员”的含义。

所以新西兰普通法下已发展出了一些法律测试来进行评估，包括：

1. 意图测试：即双方打算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通常可以通过书面协议或合同的措辞来判断。

   
   

2. 控制与独立性测试：对工人工作内容、时间和工作方式的控制程度越大，工人越可能是雇员。

   
   

3. 整合测试：该测试考察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是雇主业务的核心。如果是，那么这个工人更有可能被认定为雇员。

   
   

4. 基本/经济现实测试：考察合同工是否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业务。如果是独立业务，他们应开具发票、自行纳税，并为多个实体工作。

   
   

如果双方谈不拢，是否符合雇员的定义，经常还是需要由雇佣关系管理局或雇佣法庭决定。

新测试主要为了提供“明确性”

那么，新西兰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员工身份和合同工身份区分？

众所周知，现在平台经济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

简单来说，如果被算成雇员，会享有更多的权利。

新西兰的雇主必须为员工缴纳税款、KiwiSaver（新西兰的退休金计划）供款、ACC（事故补偿公司）费用、带薪假期和病假。

此外，雇主不能轻易解雇员工，他们必须有合法理由（如不当行为、表现不佳或裁员）并遵循公平合理的程序。

而合同工则没有这些保障。

如果某位工人被作为合同工对待，但在法庭上被认定为员工，那么该工人有权挑战不公平解雇，获得最低工资、带薪假期和休假等法定最低雇佣权利，并享有KiwiSaver供款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

这对平台企业来说意味着更多成本。

新西兰法律专家Gordon Anderson指出，尽管法定最低标准（如最低工资）只是一个安全网，但许多雇主会避开这个规定，以求更多获利。

他特别提到像Uber这样的“零工公司”，通过规避或逃避国家规定，将提供服务的成本转嫁给司机，以提高利润。

这已经引发新西兰Uber司机们的抗议：

风向逆转的一个判决

变化从一个雇佣案中可窥见一斑。

2022年10月新西兰雇佣法庭有一项重要裁决，该裁决将四名Uber司机认定为员工，而非合同工。

Uber公司在2023年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

但在2024年8月26日上诉被驳回。

作为员工，这四名司机被判有权享受最低工资、保证工作时间、带薪假期、病假、KiwiSaver供款、挑战不公平解雇的权利，以及加入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新西兰Uber司机贴在车尾的不满：

这个判例具备标志性意义，也让更多灵活就业者看到了希望。

行动党去年在其竞选活动中，呼吁修改《雇佣关系法》。

上台后，他们开始推动立法，为此，van Velden曾与Uber公司高层进行会面。

她强调，这次立法改革，主要是为了提供“确定性”。

当然，在这次关于合同工身份的立法改革中，也强调了有一个要点是“维持现状，即明确签署了合同安排的合同工不能在雇佣法院挑战他们的雇佣身份”。

所以，丁是丁，卯是卯，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把平台一棍子打死。

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肯定

Velden指出，合同工在新西兰的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零工经济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标志”。

这些变更，新西兰政府的意图是“提高合同工的确定性”。

所以，她说变更的受益者也有雇主。“改变将为企业提供更多确定性，而无需担心昂贵的法律诉讼。”

不过，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政府、平台、就业者的三方博弈。

平台永远在寻找成本洼地，而就业者后面有工会撑腰，新西兰政府呢，则需要同时做拉住平台、确保就业基础保障、减少劳资矛盾这三个动作。

所以，这套复杂的动作能否成功，依然相当考验部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