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毒贩、揭黑窑、当卧底……曾在黑暗中寻找真相的记者选择消失

美国俄亥俄州，一节脱轨起火的列车，让全世界人民都陷入恐慌之中。

这可不是一辆普通的车，车上满载着氯乙烯等致癌的化学品。

为防止爆炸，掌管列车的公司对进行了“受控释放”操作，但这一举动产生了许多有毒气体，污染了空气和水质。

有居民表示，自己回家当晚便嘴唇变色，脸上起鲜红的斑块，很多居民都感到头晕恶心。

泄漏地点附近更是出现大面积的生物死亡，让人触目惊心。

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一个中国人却只戴着一个防毒面具就冲进了“毒圈”，身后几米距离就是脱轨的列车。

他就是央视记者刘骁骞，只身“与毒共舞”，只为给大家带来最真实的状况。

这不是他第一次与危险狭路相逢。

刘骁骞

很多人都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刘骁骞。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骁骞总是奔走在记录真相的第一线，时时刻刻与危险狭路相逢。

大学毕业之后不久，他就成为央视驻巴西记者，这一待就是9年。

亚马孙雨林不只是大家印象里神秘富饶的天堂，这里还“盛产”鳄鱼，被鳄鱼咬一口基本上就会断手断脚。

有一次早上刘骁骞在河边刷牙，发现水中有一只鳄鱼正在深情地凝望着他。

更大的危险，来源于人心深处。

2016年，他想要拍非法砍伐雨林的现场，好不容易找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木材商，因天色已晚，木材商提议让刘骁骞的团队住进他的庄园。

有其他记者常年在这个领域做采访，熟知各种状况，他严肃地提醒刘骁骞：

“你不要跟他去，去了，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他会把你杀掉。”

但为了报道，刘骁骞还是决定要去，他说：

“我们一直知道有非法砍伐，但根本不敢想象能够去现场拍，这就跟你去拍毒品的交易现场一样，是很难的事。今天我要走的话，我这辈子都有遗憾。”

谁知道睡了一夜，木材商却说伐木的人悄然离开了。

三个月之后，别人着急地询问刘骁骞有没有拍到那个木材商的脸，原来那个木材商正在悬赏5000雷亚尔（折合1万多人民币）买他的人头。

因为非法砍伐的被曝光，木材商杀了许多学者与记者，这也是其他记者规劝刘骁骞的原因。

这9年间，他在亚马孙雨林进行了15次采访，个中凶险不足为外人道。

在巴西，刘骁骞还曾采访过盘踞贫民窟的贩毒集团。

巴西的毒贩从不把警方放在眼里，更是有过杀害记者的“前科”。

但为了呈现贩毒集团的真实状况，他穿过十几个机枪手把守的关卡，来到了贩毒窝点之中。

在这里，几乎每个毒贩都不间断地吸食可卡因，而且人人手中都有枪，刘骁骞就像被一堆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包围。

他与一个毒贩攀谈时，毒贩因为听错了一个词，直接拔枪对着他，确认是自己听错后才把枪口移开。

与死亡擦肩而过，刘骁骞没有被恐惧击垮，反而很快就调整状态，从一个身上挂着两把枪的毒贩身上挖掘起了“猛料”。

刘骁骞还曾采访过全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的“哥武”。

根据官方数据，“哥武”一共绑架过 10583 人，包括政客、商人、记者，甚至还有总统候选人。

但刘骁骞仍克服了恐惧，和他们相处72小时，成了唯一一个在停火协议生效前进入“哥武”的亚洲记者。

〓他采访时，旁边就是全副武装的暴徒   

黑洞洞的枪口之下，人显得那么脆弱，可能一次走火、一次误解就会被夺去生命。

刘骁骞只是说：“只有离现场更近，才会离真相更近。”

求真的风险

与危险纠缠，只是报道真相的代价之一。

刘骁骞的同行崔松旺，深谙这个道理。

“成名”时，崔松旺25岁，已经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最年轻的首席记者。

他偶然间得知，有黑砖窑专门拐骗智障奴工，还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有一个叫白飞飞的奴工，右耳朵几乎烂掉，脚趾骨折，头上每隔5厘米就有一个血肿的大包。

如果他们想要讨要工资，或者仅仅是因为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就会遭到各种非人道的折磨——挨饿、拿烟头烫、拿钢筋抽……

眼见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惨状，崔松旺气得全身发抖，誓要把这罪恶曝光。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他已经掌握了一些细节，但为了进一步获得黑煤窑招聘、虐待奴工的核心证据，他决定卧底。

之前很多记者都在黑煤窑丧命，朋友劝他放弃，他却偏向虎山行。

他伪装成各种身份，在土堆里打滚，每天在黑窑厂门前转悠，但始终得不到黑砖窑拥有者的信任，那些人警惕地看着他，直到他走出很远才收回视线。

想到那些还在被欺压的奴工们，他决定对自己下狠手。

他留了半个月的胡子，在炎热的夏天四天四夜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澡，在火车站、汽车站向路边行人乞讨，捡别人丢下的烟头抽。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他才吸引到两个疑似是为黑煤窑“招工”的人，

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他来到凉皮摊前，把别人吃剩的一碗凉皮一扫而光，这一吃还吃出了心理阴影。

这次他成功了，第二天就被拉进了黑砖窑。

检查时，有一位监工看中了他的皮鞋，但里边藏着暗访设备，被发现就完蛋了。

他连忙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上，让监工嫌弃他脏，才算是躲了过去。

砖窑里的生活很苦，那些经营者根本不把这些劳工当人看，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他们，还在精神上羞辱他们。

忍辱负重，取得证据之后，崔松旺以拉肚子为由想要逃跑，但马上被人发现，命令他就地解决，还让他挨了耳光和皮带。

第二次，趁着砖厂的机器故障，他才在同事的接应下成功逃跑。

他冒死带出的证据曝光，罪恶被暴露在阳光之下，黑砖窑的8个老板被抓，那些在火车站“招人”的帮凶也被一并抓了起来，黑砖窑里30个智障劳工被警察们成功解救。

在那之后，河南各个地区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坚决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

通往真相的道路总是荆棘密布，记者踏上这条道路，总免不了流血。

记者罗侠，曾经卧底传销组织，很快混到了骨干的位置。

那段时间，罗侠白天参加传销组织机密会议，晚上就撰写新闻稿件，把传销组织的秘密公之于众。

随着报道内容越来越接近组织核心机密，传销组织的头目开始怀疑有“内鬼”。

一天，传销头目把所有可疑的人叫到一起开会，刚一进门就要给他们搜身。

罗侠偷瞄一眼放在凳子上的公文包——她的记者证、新闻笔记、录音笔全都在其中，一旦被抓到，她肯定走不出这个门。

她趁着倒热水的机会，故意把水弄到大家身上，趁乱把公文包扔到房子的角落才逃过一劫。

但最后，一场只有她和头目知道的谈话被她写进报道，这让她的身份彻底暴露。

有人发出威胁，要用40万买杀手做掉罗侠全家。

还有人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女儿在哪里上幼儿园，今天下班回家记得看看床底，你女儿的尸体就躺在那里。”

吓得罗侠赶忙把女儿接到安全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罗侠在报道时，始终用的是自己的真名。

她说：“新闻应该忠于事实，如果你记者都不敢把自己的名字署上去，又怎么让读者相信呢？如果记者都害怕，那还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吗？”

消失的记者

行走在揭露黑暗第一线的调查记者，已经成为“稀缺物种”。

知名媒体人李海鹏曾说：“支持一个人去做调查记者的不是钱。是被尊重感、荣誉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可以感觉自己很酷”。

但是，敢说真话，肯冒风险的记者，越来越少了。

根据《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有306人，2017年仅剩175人。

《南方周末》老记者褚朝新说：“现在全国有5个真正的调查记者都不错了。”

一方面，是他们在这条路上确实撞得头破血流。

上文提到的罗侠，到重庆夜总会做红酒市场的采访，被暴徒误以为是陪酒小姐，劝酒不成便实施殴打。

罗侠被打到颅内出血、外伤性耳聋，打她的人还捎话给病床上的罗侠：

“私了条件随便你开，但如果要公了，我们出来后想方设法也要把你搞死。”

因为受伤，她躺在病床上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记者节”。

有人采访她：“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名了？”

她说：“这种成名让我心酸。我们记者同行不断流血流泪。”

但记者们辛辛苦苦挖掘出的真相，却因为利益的纠葛，可以被人轻易抹去。

独立调查记者王忠明曾经回忆道，有一次他在《读者报》发表了名为《甘洛矿业整治乱象》的新闻稿，涉事单位带来一群人围攻报社，他冲着来人大喊：“稿件没有任何失实，有问题你们可以去起诉我。”

谁知一个月之后，报社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名义发表了正式的道歉声明，并且否认了新闻的真实性。

这件事之后，加上种种原因，他离开了待了将近20年的媒体圈。

另一方面，是风险与收入的不对等。

在2011年的时候，67%的调查记者月收入为5000至10000元，15%的在五千以下。

曾经有一位记者，做了许多报道，但七个月下来，只拿到了一万余元，连在最初搬家时的亏空都填不上。

最为紧迫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只能吃一碗13元的杂酱面，外加一瓶冰镇可乐。

属于调查记者的时代，已随着旧时代的车轮一齐消逝在风雪中。

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声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看到的不公。

但同时，人们流连在一条又一条碎片信息之中，逐渐失去了阅读深度报道的耐心。

而且，有太多被编造过的谎言充斥其中，我们很难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揭露过三鹿事件的简光洲曾向《东方早报》提出辞职，离职时留下了一句话：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但是我们仍旧需要他们，需要那些肯说和敢说真话的人。

他们挖掘出的真相，曾经让这个世界不至于滑向更黑暗的深渊。

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不多，但也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与声援。

让我再重复一次那句略显俗套，但不得不说的话——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