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同意安乐死又反悔，丈夫却受不了了！各种施压后，她莫名其妙“安乐”了...

然而，最近媒体曝光的一个案例，却引发了极大争议：

80岁的B夫人申请安乐死之后反悔，但丈夫却坚持要求执行，最终B夫人疑似被迫安乐死…

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违背本人意愿的安乐死，还能叫“协助”安乐死吗？

（示意图）

事情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大略省，80多岁的B夫人在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出现并发症，之后她的病情严重恶化，只能选择接受回家姑息治疗。

所谓姑息治疗，是指对身患严重疾病的人，进行减轻痛苦，缓解身体不适，改善心理的缓解病痛治疗，并不以治愈为目的。

在家姑息治疗的日子，尽管护士也定期上门帮忙，但照顾病人的重担还是让B夫人那年迈的丈夫疲惫不堪。

据说有一天，B夫人向家人表达了希望接受安乐死的意愿。

于是B先生当天便替她联系了安乐死的服务机构。

（示意图）

很快，负责安乐死评估的机构派来了第一位评估员，这位评估员在和B夫人交谈后，却收到了B夫人要求“撤回安乐死”的申请，理由是个人和宗教价值观，同时B夫人还表达了希望转入医院，接受临终关怀。

也就是说，尽管B夫人先前的确有过安乐死的念头，但在评估人员上门时，她改变了主意，希望入院接受临终关怀，一直坚持到自然死亡。

第二天一大早，B夫人和丈夫一起去了医院，医生在检查后发现，B夫人病情稳定，反倒是她的丈夫B先生，正经历着严重的“护理者倦怠”。

“护理者倦怠”指的是因长期照顾身心失能、慢性病的亲人，在情感、身体和精神上感到极度疲惫、甚至心理崩溃的状态。

B夫人的医生为她申请了临终关怀，却没想到夫妇俩在一番沟通之后，拒绝了这个提议。

到了当天下午，情况突变，丈夫B先生似乎有意重启并加快B夫人的安乐死进程，他要求紧急对B夫人进行第二次安乐死评估。

（示意图）

于是乎，第二位评估员来到了B夫人面前。

这位评估员在和B夫人一番交谈后，判定她符合安乐死条件。

但按照规定的流程，第二位评估员需要联系第一位评估员，征求后者的意见。

没想到第一位评估员强烈反对执行安乐死，认为B夫人并非出于真心意愿。

报告是这样描述第一位评估员的反应：

“这位安乐死从业者（第一位评估员）对’紧急性’的必要表示担忧，认为需要进行更全面的评估；评估员对临终目标的急剧转变感到疑惑，担心可能存在胁迫或不当影响（比如由于护理者的倦怠）。”

(示意图)

也就是说，第一位评估员认为需要再次全面评估，她担心B夫人是由于丈夫倦怠反应的影响，才有了再次想安乐死的念头。

在听取了第一位评估员的意见后，第二位评估员也改变了看法，认为需要更全面的评估。

于是到了第二天，两位评估员同时上门，要求和B夫人会面，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的评估，却遭到了安乐死执行机构的拒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安乐死的评估机构和执行机构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不能存在从属、监督或利益冲突关系。

这家安乐死执行机构随即请来了第三位评估人员，第三位评估人员在对B夫人进行评估后，同意了第二位评估员早先做出的“符合安乐死条件”的评估。

就这样，在第二位评估人员没来得及修改报告，安乐死执行机构就这样拿着两份安乐死评估人员的同意报告，在程序上满足了法律要求（即两名独立评估员认可）。

就这样，在第三位评估员签字同意的当晚，B夫人就被迅速实施了安乐死……

B夫人被实施安乐死后，事情惊动了安大略省的安乐死审查委员会，他们很快对B夫人的案件提出严重关切，首席验尸官也发布了相关调查报告。

最终，审查委员会认为：“如此短的时间线，无法全面探讨B夫人的社会情况、临终处境及照护需求的各个方面。”

审查委员会的多位成员担忧：B夫人的丈夫B先生才是推动和协调安乐死申请的主要人员，几乎没有文件证明是B夫人本人提出的请求。

不仅如此，安乐死评估的过程中，B夫人的丈夫全程在场，这可能导致了她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示意图）

加拿大在2016年将协助安乐死合法化，最初仅限于“合理可预见”的终末期成年患者。

但后来法律范围扩大，慢性疾病、残疾患者，据说未来某些精神疾病患者也可以纳入安乐死的范畴。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B夫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案，一位化名6F夫人的老年痴呆患者，也仅通过一位家庭成员转述意愿，外加一次评估会面后，就被执行了安乐死。

她死亡当天，同意执行甚至是通过握手来确定的……

B夫人的案例表明，安乐死的评估仍旧是个复杂的工程：本人是否出于真心，是否一时兴起又改变意愿，是否受到了外界压力……并不是几个评估员就足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命运。

而这类缺陷，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允许安乐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