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澳洲确诊这个病这么困难...但人数却创新高

澳洲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人数创下新高。

但对于一个以注意力涣散、缺乏组织能力和任务无法完成为特点的群体来说，

获取诊断的过程却复杂又昂贵，以至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现年42岁的Mick Owar在小学时就被确诊患有ADHD。

他形容自己那时精力过剩、坐立不安，是别人眼中的 “问题儿童”。

他记得，当年为了搞清楚他的 “多动” 表现，接受的评估过程还算简单。

他曾服用药物治疗，但因为副作用不适应，没过两年就停药了。

此后，他学会靠自己摸索方法、建立一套应对机制，

在 “以神经典型人为标准” 的世界里努力适应，把ADHD的症状压在了生活的背景中。

但到了40岁前后，他感觉自己脑子还是一团乱麻，

工作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任务虎头蛇尾、精神混乱。

然而，当他试图再次确诊时才发现，如今的流程早已大变。

如今，全澳已有超过80万人被诊断患有ADHD。

这个原本被贴上 “调皮男孩” 标签的病症，如今被更广泛地认识，

很多儿童、青少年乃至中年人都因此获得了自我认知上的 “解锁” ，

不少人形容确诊带来的转变 “改变人生” 。

但随着大众接受度提高，围绕ADHD形成的评估和治疗体系也变得格外复杂，且费用高昂。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患有ADHD，却被冗长的流程和高昂的花费劝退。

Owar说：这个系统简直荒谬。

作为成年人，面对的是一连串的等待名单、筛查、转诊和评估...

他在完成第三次就诊后，终于放弃了。

那么，为何ADHD诊断流程如此复杂？

在澳洲，ADHD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赖私立体系。

患者通常需要先找GP（全科医生）转诊，再去见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或（儿童患者）儿科医生。

但预约专家时，往往要排队数月，且自费花费可能高达2000澳元。

这种高费用让许多专家质疑。

精神科医生Rich Bradlow等人曾在《澳洲医学杂志》上撰文指出：

ADHD的评估程序并不比其他心理疾病复杂，时间也差不多。

Bradlow担心，那些经济条件有限、或者缺乏组织能力的人群，反而更容易被漏诊；

而一些症状较轻、表达能力强的人更容易获得诊断，

哪怕他们的问题可能源自焦虑、抑郁等其他心理困扰。

他指出，诊断过程中主观判断占很大比重，加上许多患者历经长时间等待、投入高昂费用，

见到医生时往往带着 “我一定有ADHD” 的预设期望。

Caroline Beresford在47岁时被确诊ADHD。

她是在协助家人进行诊断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许多类似特征（研究表明，ADHD具有较高的遗传性）。

她原本预约的精神科医生要等6个月，但后来因有人取消，缩短到了4个月。

两次问诊、一堆表格和测评后，她确诊患有ADHD。

她说：这就像我人生中缺失的一块拼图，终于找到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人生中会在很多方面感到吃力，

也更理解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

这种理解让我能够善待自己，接纳自己。

她随后接受了药物治疗，并请了一位ADHD教练，帮助她找到适合自己的思维策略与执行系统。

如今，她自己也成为了一名ADHD教练。

但她也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顺利。

在澳洲，ADHD的首选治疗通常是刺激类药物，目前只能由精神科或儿科医生开具。

根据PBS数据：

2022-23年前十年间，ADHD药物处方人数增长近三倍，达到47万人。

但心理学家Cameron Brown表示：

最佳治疗应包含技能训练与心理支持。

药物确实能改善核心症状，但很多人内心还背负着自我怀疑和失败的惯性认知。

药物能提升动力，但无法修复 “我总是失败” 这种深植内心的信念。

Brown指出：

表现为注意力缺失型的ADHD患者更容易被忽视。

他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多动表现，在学校里也不惹眼，

所以经常被误解为 “懒” 或 “不上进”，而不是 “有困难”。

Bradlow也担心：

近年来兴起的一些线上 “一站式评估” 诊所过于简化流程，可能容易误诊，并且忽视非药物治疗的重要性。

他强调：

应在诊断中真正落实 “功能受损” 的标准，而不是仅凭症状来下结论。

他也希望澳洲能有更多公共渠道，让无法承担高费用的人也能获得评估和治疗。

目前，多个州正在推行改革，允许经过专门培训的GP也能诊断和治疗ADHD。

昆士兰将在2025年12月率先实施，新州、塔州、西澳、南澳和ACT预计2026年初跟进。

Bradlow表示：

如果落实得当，这项改革能大幅提升诊断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他说：关键是执行要到位。

如果又只允许部分GP诊断，并继续收高价，那等于换汤不换药。

他还担心：如果GP缺乏足够心理健康培训，可能容易将焦虑、抑郁等问题误诊为ADHD，反而让患者错失正确的治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