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推出最严枪支法律，竟然还有人不同意？！

去年，一桩发生在珀斯富人区Floreat的枪击案震惊了整个澳大利亚。

63岁的男性凶手Mark Bombara，在寻找前妻过程中，在Berkeley Crescent的一处民宅杀死了一名59岁的女性（前妻好友）与一名18岁的女孩后自杀。

此案瞬间将家庭暴力、女性安全以及凶手的过往历史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调查显示，凶手持有多达13支合法注册的枪支，且有家暴史。

随后，西澳政府迅速推出了被称为全澳最严格的枪支管理新规。但近期，西澳的枪支政策又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根据新规，西澳大多数个人最多可持有5支枪支，而主要生产者（如农场主）可获得最多10支枪支的许可。此前，西澳共有超过30万支合法枪支，分布在近8万名注册持枪者手中。

新规的推行，无意中揭示了珀斯地区枪支拥有的真实规模。截至目前，已有67,000支枪支从西澳社区收回，主要集中在珀斯都市区。

各警区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此前枪支的分布情况：

Midland警区（覆盖Ellenbrook、Mundaring和Forrestfield等地区）拥有大都会区最多的注册枪支，高达30,556支。

Mandurah 有26,150支；Joondalup 有24,739支；Armadale 有21,357支。

而在包括CBD、Western Suburbs和Mosman Park在内的Perth核心区域，也登记有5,752支枪支。

总而言之，西澳登记在册的枪支超过326,813支。这个惊人的数字，还不包括此前通过6430万澳元政府回购计划上交的12,000支枪支。

【枪支数量详表】

• Armadale：21,357

• Cannington：10,361

• Fremantle：17,575

• Joondalup：24,739

• Mandurah：26,150

• Midland：30,556

• Mirrabooka：14,914

• Perth：5,752

• 大都会区枪支总数：151,404

• 偏远地区总枪支数：175,409

• 总计：326,813支

在这场由悲剧催生的改革中，一个关键人物坚定地站了出来——凶手Mark Bombara的女儿Ariel Bombara。

她公开支持库克政府的枪支改革，并驳斥了那些因新规推行不便而发出的反对声音。

“你无法逃离子弹。” Ariel Bombara 沉痛地说。

“你或许还能与持刀者搏斗，但面对枪支，生机渺茫。持有枪支的特权，绝不应凌驾于公众免于被威胁、恐吓、胁迫和残忍谋杀的基本权利之上。为了所有生活在恐惧中的妇女和儿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支持这些改革。”

悲剧发生后， Bombara的女儿Ariel Bombara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与母亲曾3次试图向警方寻求帮助，再三告知警察，自己的父亲拥有大量枪支，请求管控，但屡屡失败，无奈之下逃离了珀斯。

由工党和绿党主导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也认定，尽管新规在实施过程中问题重重，但立法本身“几乎不存在问题”。

调查发现，枪支新规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新的枪支网络申请门户未能应对高流量访问，警方求助热线时常无人接听且提供矛盾的指导。

然而，受害者权益倡导者们，包括Ariel Bombara在内，认为守法枪主所经历的这些“不便”，是让社区更安全、特别是保护女性安全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

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引发了不少质疑的声音。

国家党领袖Shane Love强烈指责政府“无耻地”利用Floreat的悲剧，在未经充分审查的情况下，仓促通过了全国最严苛的枪支法。

“发生在Floreat的是一场悲剧。但在当时的现有法律框架下，这本可以避免。”他声称。

西澳农民协会主席Steve McGuire则将大部分来自持证者的反弹归咎于前警察部长Paul Papalia。

同时，他也警告说，改革的实施还远未完善，并质疑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法律会让西澳变得更安全。“警方原本就有权在事前没收涉案人员的枪支。”McGuire先生指出。

但新任警察部长Reece Whitby认为调查报告证明了立法的“合理与正当”。

他指责反对派散布错误信息，并要求议员们达成共识，加入我们推进枪支改革。

自由党议员Simon Ehrenfeld和单一民族党议员Rod Caddies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Simon Ehrenfeld在解释他们的立场时，说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和政府最大的分歧，其实在于一个根本的理念。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有一个黄金法则，叫‘无罪推定’——意思是在没有确凿证据定罪之前，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清白的。”

他接着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道：“这就好比，不能因为一个人‘可能’会做坏事，就先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和限制。”

“我们承认，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公共安全，法律有时不得不突破这个原则，”他话锋一转，点明了关键。

“但这么做必须要有非常、非常过硬的理由。而我们认为，政府在这部新枪支法里，给出的理由远远不够充分。它不该这么轻易地就动摇我们法律体系的基石。”

新《枪支法》在Floreat枪击案后不久迅速通过议会立法，但真正的反弹在其法规于今年三月正式生效后升级。

在听证阶段，安全倡导者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而枪支持有者团体则批评改革手段过于强硬。

委员会最终提出了11项建议，包括加强相关教育、提供资金帮助射击俱乐部合规，以及编制一本警方手册，以“清晰明了”的语言向所有枪主解释变更。

Whitby部长已在今年四月为改革带来的“不便和麻烦”道歉。近日，他表态称“初期问题已基本解决”。

“我不会站在这里说一切都已经万事大吉，”他坦言，“我们将日复一日地努力确保系统越来越好，我们会渡过难关。西澳超过77,000名持枪许可者中，已有超过50,000人要么已经完成过渡，要么正在办理过程中。所以，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Floreat发生的悲剧如同警钟，迫使人们在持枪权利与公共安全间寻找新的平衡，倘若凶手没有枪支，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尽管推进澳洲枪支改革并不容易，但是每一个生命安全的保障，都应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尺。哪怕能做到的，仅仅只是加强监管，也比什么都不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