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病！在澳洲，越来越多人居然抢着得这种病！

精神病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出人意料的 “颠覆”。

过去，由于污名化和社会的忽视，人们对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避之不及。

这类诊断常常被视为羞耻的象征，患者往往遭到排斥。

也正因为如此，澳洲在精神健康领域的投入长期不足，让人们被迫将心理疾病隐藏起来。

不过近二十年来，随着澳洲公众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的提升，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

甚至，开始向另一个极端演化——成为了一种 “时尚”。

如今，在澳洲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类疾病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

而在这些精神疾病中，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无疑是近年来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尽管反精神病学阵营中有人质疑ADHD的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障碍。

它通常始于童年，干扰个体的成长发展，带来严重的功能障碍。

值得庆幸的是，ADHD是可以被有效治疗的。

治疗方案通常包括行为干预、对教育、社会或工作环境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处方兴奋剂类药物。

近年来，澳洲申请ADHD诊断的人数激增。

澳洲每2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此病，也就是说，全澳有超过100万人受到影响。

但问题在于，ADHD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患病率差异极大。

这说明我们对 “正常” 行为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ADHD的诊断率。

ADHD的特征与普通人的行为有很多重叠之处，这种模糊性也正是诊断差异的来源。

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能在ADHD诊断标准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诊断标准里包括 “时间管理差”，“经常丢三落四”，“容易分心健忘”，“讨厌做作业”等等。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对号入座？

其实，ADHD的相关特征可以看作是一种 “谱系” 或 “连续性特征”，就像血压和高血压的关系一样。

当某项特质达到某个程度，严重影响功能时，它就会被归类为“障碍”，需要接受治疗。

而在这个程度之下，它就是正常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儿童，ADHD通常在儿童期发病）因为种种障碍，无法及时获得诊断与治疗。

这一点已经在最近的一份议会调查报告中被详细记录。

另一方面，一些并未达到障碍诊断门槛，

或者其实是其他精神问题导致注意力受影响的人，也在争相寻求ADHD的标签。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本身非常成功的成年人，

他们虽自述注意力不集中，却并未真正达到 “症状影响社交、学业或工作功能” 的诊断标准。

这种 “消费者驱动” 的现象，不仅显著而且颇为耐人寻味。

某种程度上，它也受到了 “社交传播” 甚至 “流行趋势” 的影响。

然而，在一个市场化的医疗体系下，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所谓的 “商业因素” 正在浮出水面。

目前，精神科医生和儿科医生是ADHD诊断和开具药物的 “守门人”。

而不少医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复杂化诊断流程，从患者身上收取高额费用。

整个体系因此被扭曲。诊断的焦点只剩下 “是不是ADHD”，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却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当患者花费高昂费用接受评估时，医生往往面临强烈的 “给个明确说法” 的压力。

最终，这样的商业驱动力很可能导致 “想要的答案” 变成 “拿到的诊断”。

这种扭曲不容忽视，必须引起警觉。

与此同时，澳洲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正面临严峻危机。

过去15年间，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在这一群体中增长了50%。

部分增长或许与ADHD有关，但具体原因仍不明确。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焦虑、抑郁和其他常见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已显著上升。

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实际需求的人大量涌入寻求ADHD诊断，

势必会进一步挤压那些真正需要帮助者在这个本已支离破碎、压力山大的心理健康体系中的生存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首先，心理健康从业者、公众和政府都需要认识到：

当前的诊断标准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对ADHD的定义及其诊断门槛需要重新审视。

其次，对于真正受ADHD困扰的人群，诊断与治疗的路径必须大幅简化，

尤其要减少经济门槛，避免出现误诊、漏诊或延误诊断的情况。

最后，关于ADHD评估过程中的商业化问题以及临床实践的标准，是时候引入更严格的监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