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法学教授枪杀一狗一人，死者同伴却逃避出庭作证，他究竟是自卫还是谋杀…？

2025年1月3日，爱尔兰中央刑事法院即将宣布新年的第一场判决。此前这起案件的庭审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并且赶在圣诞假期前结束，只差陪审团商议后给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结果了。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人已经纷纷就座，但其中一个人坐的位置格外尴尬，他就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法学教授迪尔姆德·菲兰（Diarmuid Phelan）。这位著作等身、驰名法律界的大学者、大律师，本应是法律的捍卫者，如今却坐在了相反的方向——被告席上，而且罪名还是谋杀。

（爱尔兰法学教授迪尔姆德·菲兰）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法学权威最终能“凭实力”脱罪吗？故事还要从将近三年前的一次“打狗”事件讲起。

三通报警电话

2022年2月22日下午1点05分，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的塔拉镇，警方的接线员接到一通999报警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子听起来很慌张，说自己的农场遭到了流浪者的暴力入侵（关于爱尔兰流浪者的情况，详见本系列第五集）。他断断续续地说：“有一只狗乱跑，我们用枪打了那只狗……那几个人非常生气，他们现在躲到树林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大声咆哮，我们需要警方支援……”

接线员问他对方有几个人，这名男子说：“估计是三个……他们现在冲我们来了，我们对付不了他们。”

紧接着，接线员听到男子似乎是在对闯入者喊话：“警察正在来的路上，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现在先保持距离！回去！”接着，男子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好像是在尖叫，紧接着电话就挂断了。接线员连忙呼叫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员去察看情况。

1点09分，也就是第一通电话四分钟后，999电话又响了。这次电话里传来了一位女士的声音，还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这位女士说，有人受伤了，需要急救车。接线员问她伤者是否能说话，她就可以。过了一会，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位男子虚弱的声音：“我中枪了！”接线员问清了伤者的具体情况和地址后，就挂断了电话。

1点12分，999电话再次响起，声音又换成了第三名男性。这个人说：“有一个农民刚刚枪击了我的朋友，是近距离枪击……赶紧派救护车来！”

与此同时，接线员在接到第一次电话后派遣的警员凯文·库兰（Kevin Curran）已经开车抵达了现场——榛树林农场（Hazelgrove Farm）。他看到有个受伤的男子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直翻白眼。旁边有一位拿着急救包的男子，看起来正准备施救。还有几个农场工人神情惊慌地坐在一边。

（警方抵达榛树林农场）

库兰警员协助那位拿急救包的男子，扶着伤员从仰躺改为侧躺，露出了后脑的伤口。那名男子把急救包里的创伤药抹在伤口上。库兰发现那处伤口是枪击形成的，便问道：“是谁开的枪？”

那名正在涂药的男子镇定地说：“我。”

库兰大吃一惊，立即要求男子退后几步，然后问他枪在哪儿。那名男子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把黑色的小手枪，扔到了旁边的地上，随后被当场逮捕。

救护人员也赶到了。此时伤员仍有呼吸和脉搏，但状态很差，已经无法回答问题。两天后，他在塔拉大学医院伤重不治。

那名承认自己开枪的男子，现在变成了杀人凶手。他就是法学教授迪尔姆德·菲兰。

“六边形”教授

菲兰今年56岁，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南都柏林人。早在1994年他就获得了初级律师资格，2008年晋升高级律师。此外，他还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美国纽约州的律师资格。在自己坐上被告席之前，他已经作为律师参与过多起重要的法律诉讼。只不过，他的专长是欧盟法而不是刑法，其参与的诉讼多与欧盟事务相关。

除了过人的律师执业履历，菲兰在学术界也颇有建树。获得律师资格的同一年，他获聘进入爱尔兰最好的大学——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迄今已任教30年，曾两次当选为校董会成员，两次担任该学院学者委员会的主席。作为一名欧盟法专家，他还撰写过多本论述欧盟法律理论的学术专著。

（菲兰的专著之一：《造反还是革命——欧共体的宪法边界》）

更令人称奇的是，菲兰还是一位出色的农场主和理财高手。后来庭审中披露出的信息显示，他拥有“相当多的资产”，遍布爱尔兰、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在爱尔兰，菲兰从2000年开始购买大片土地，并亲自动手将这些土地改造成优良的农场。

2015年，菲兰买入了离家不远的一处废弃的高尔夫球场，并将其改造成农场，也就是占地180英亩（约0.73平方公里）的榛树林农场。在他的改造和经营下，农场的产出和商业价值飞速上升。到2023年，这片农场里已经有了66头牛和140只羊，还被认定为有机农场。据菲兰自己的说法，这片农场目前的价值至少有180万欧元（约1370万人民币）。

作为一名大律师、大学者兼大地主，菲兰一直以奉公守法的形象示人，在前50多年的人生中连一张停车罚单都没收到过。没想到他第一次“出事”，就是这么大的事。

被捕之后，菲兰向警方讲述了他在22日当天的活动：那天早上，他带着四个农场工人开始干活。这四个人中三个来自法国，一个来自德国，都是通过一个国际交流项目来此的。这是一种类似“打工游学”的项目。雇主只需负责他们的食宿，而无需支付工资。

二月正是牲畜产仔的季节，他们除了要照顾好新出生的牛犊、羊羔，还要提防外来的狐狸、狗等动物。菲兰带着工人们忙碌的时候，隐约听到有狗叫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天下午菲兰要去圣三一学院上课，他觉得自己在走之前必须把狗的问题解决好。于是，他就抄起自己的温切斯特猎枪（一种杠杆式连发步枪，特别受猎人的欢迎），带上法国籍工人朱利安·鲁道（Julian Roudaut）和一只牧羊犬，顺着狗叫的方向抄了过去。

（温彻斯特步枪）

按照菲兰的说法，进入农场里的一片树林后，他喊了两声，没有听到回应。接着，他发现了一只看起来没有拴绳、也没有主人的狗正在乱跑。菲兰担心这只狗会伤害羊羔，便举枪射击。

这位大教授的枪法也相当了得，一枪就把狗打死了。可惜他的眼神稍微差了点，开枪前的两个判断全都错了——狗当时是拴了绳的（另一头系在树上），而且不是没有主人。枪声刚响，三名身着迷彩服的男子猛然从15米远的灌木丛里蹿出来，把他吓了一大跳。

三枪拍案惊奇

躲在灌木丛里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基思·康隆（Keith Conlon）、卡伦·科尔曼（Kallum Coleman）和罗宾·达根（Robin Duggan），都是附近的居民。菲兰以为他们是流浪者，农场附近也确实有一些流浪者，但这三个人实际上并不是。当时他们正在树林里进行一种名为“Bolting”（有“逃跑”的意思）的狩猎游戏。

玩Bolting的人会带着狗找到狐狸洞或者獾洞，先把狗拴在一边，再用挖洞、敲击地面等方式把狐狸或獾吓出来，再放狗去追，直至把猎物撕咬至死。与普通的狩猎不同，Bolting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制造刺激、血腥的追逐和撕咬场面，属于一种“恶趣味”。这种游戏虽然不违法，但也颇具争议，为自视正统的猎人群体所不齿。

（Bolting的视频截图，红圈处的狐狸正在逃跑，身后有两只狗）

当天，三名猎人带了两只狗，其中被菲兰打中的是一只勒车犬（Lurcher），这是一种专门用来追逐猎物的狗。在菲兰抬枪打狗的时候，它是被拴在树上的，说明那三个人应该正在某个狐狸洞或獾洞边上，研究怎么把猎物逼出来。听到枪响，三个人立刻冲出来，咆哮着与菲兰对峙。其中那个叫康隆的人掏出手机开始录像，然后大喊：“你打了他（指同伴科尔曼）的狗！我们要报警，你完蛋了！这事没完！”

（勒车犬）

菲兰告诉警方，面对情绪激动的三名猎人，他感到非常害怕，浑身发抖。于是，他和鲁道两人开始后退，准备和其他几名工人会合。在这个过程中，菲兰用鲁道夫的手机拨打了999电话，这就是前文所述的第一通报警电话。通话过程中，菲兰看到康隆和科尔曼两个人追了上来，便告诉他们：“警察要来了，现在先保持距离！回去！”

但是，康隆和科尔曼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一步步紧逼上来，距离菲兰和鲁道越来越近。等他们走到只有几米远的时候，背着步枪的菲兰突然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一边喊着“保持距离！”，一边连开三枪。整个案件的关键点来了，菲兰认为自己是朝天鸣枪示警，但没想到三声枪响过后，冲在前面的康隆却应声倒地。科尔曼见势不妙就扭头跑掉了。

（基思·康隆）

菲兰一开始认为自己朝天开枪不可能打中对方，还以为对方在“碰瓷”，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对方好像真的中枪了，立即让工人打电话叫救护车，自己去农舍里拿急救包。四个外国工人里，只有19岁的德国大学生汉娜·菲尔格纳（Hannah Felgner）的英语稍微好一点，于是就由她用伤者康隆的手机，拨出了第二通电话。

（汉娜·菲尔格纳）

与此同时，没有跟随两名同伴走出树林的达根也听到了枪响，他接应跑回来的科尔曼，也拨打了999，这就是警方接到的第三通电话。

事发的大致经过就是如此，当事双方对此都没有大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菲兰的行为属于谋杀、误杀还是正当防卫？

在这个问题上，客观事实中有对菲兰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在于，康隆等三人狩猎的地点位于榛树林农场的范围内，确实属于非法入侵。这一点毫无争议。

不利的一面在于，菲兰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第一，在场的几名工人都证实，双方在枪响之前只是有一些争吵，并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冲突；第二，双方的争吵起因是菲兰打死了对方的狗，菲兰有错在先；最后，由于其特殊的狩猎方式，这三名猎人身上一支枪都没有，甚至连铁锹都留在挖洞的地方了；而菲兰自己身上就有两支枪，身后还有几名工人，无论是火力还是人数都占优势。那么，他当时到了非开枪不可的地步吗？

第二个问题在于，菲兰打中康隆的那一枪，到底是误击还是有意为之？如果他真的是朝天开枪，怎么会击中对方的头部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法庭上厘清。

谋杀还是正当防卫？

两年多后的2024年10月16日，案件在都柏林的中央刑事法院开庭。不过，控辩双方的阵容显得很不对等。

菲兰虽然被检方以谋杀的罪名起诉，但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法庭里，他仍然显得“霸气侧漏”。处于保释状态的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前往法院，不走当事人出入的正门，而是还像以前一样，从专供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出入的侧门进入，一路上不断遇到各种业内熟人。

（菲兰骑自行车去法庭）

菲兰自己不是刑法专家，于是他组建了一个阵容豪华的四人辩护团队，其中包括爱尔兰律师协会主席肖恩·盖林（Sean Guerin），以及曾在“月光先生案”（详见本系列第四集）中担任检方律师的迈克尔·鲍曼（Michael Bowman）。此外，菲兰还邀请了爱尔兰和美国的多名资深侦探、枪械专家和心理专家出庭作证，并自费聘请了一位速记员和一位专业翻译。相比之下， 检方的阵容就没有这么强大了。

在目击证人方面，两边的“实力”也很不平衡：菲兰这边的四名工人此时都已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通过视频连线，在翻译的帮助下远程出庭。康隆的两名“狐朋狗友”却一个都没有来。狗的主人科尔曼原定于10月30日出庭作证，但他却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跑到西班牙躲了起来。警方派人带着法庭的传票去西班牙，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科尔曼。他最初同意跟着警方回爱尔兰作证，但却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趁警方停车休息的时候跑掉了(他后来因藐视法庭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另外一名“入侵者”达根则从案发开始就拒绝对警方做出声明。这样一来，对于当天发生的事情，法官和陪审团就只能听到菲兰这一方的说法了。

（为逃避出庭作证而逃到西班牙的科尔曼）

在庭审中，辩方律师试图证明菲兰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也就是说，他在开枪前确实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他们提交了两方面的证据：

第一，菲兰与农场周边居民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

原来，尽管菲兰的农场很值钱，但其所在的塔拉镇则是都柏林周边、乃至全爱尔兰最穷的社区之一，其治安之差、毒品问题之严重、居民受教育水平之低和失业率之高，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稍微夸张点说，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流氓无产阶级”。

这些人可能看菲兰这样的有钱人不顺眼，也可能本来就游手好闲，总之自菲兰2015年购入农场后，他们就不断到农场里来搞破坏。在案发前的七年间，警方记录到的非法入侵事件多达39起。入侵者的行为也五花八门，包括盗窃、纵火、倾倒垃圾等等。2016年，菲兰曾在与六名入侵者的对峙中被人投掷石块，车也被砸了。菲兰报警之后，其中的四个人被提起公诉，三人被定罪为非法入侵和破坏财物。审理结束后，这三名不到20岁的入侵者在法院门口对菲兰比划出了“开枪”和“割喉”的动作。从此之后，菲兰就十分担心入侵者会采取报复行动。他在农场四周拉起了铁丝网，还装了摄像头。

第二，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康隆等三人与几年前被定罪的入侵者有什么关系，但这三人也不是什么“好鸟”：

2010年，当时23岁的康隆曾因疑似盗窃而被警方逮捕。他在逮捕过程中还踢了一位警员的头部，并试图逃跑。最后，他因盗窃和袭警而被判处12个月缓刑。达根也有犯罪记录，罪名是持有毒品和破坏财物。科尔曼虽然没有被正式定过罪，但也曾多次被警察调查过，而且警方相信他和当地的黑帮成员来往频繁。

对于上述两点，检方的回应也很有力：在事发的时候，菲兰根本不认识这三个人，更对他们以往的“案底”一无所知，他怎么能感觉出来这三个人比一般人更危险呢？更何况，这三个人没有任何武器，在枪响前也没有任何攻击行为，这样也算有“严重威胁”吗？

对此，菲兰的辩解显示出了律师的风范，措辞很有技巧。他说，那几个人嘴上骂骂咧咧地朝他步步紧逼，他当时害怕极了，觉得自己最少也要被胖揍一顿，甚至很可能送命。“我总不能等着自己被打死再证明我确实受到了威胁吧？”

在这个问题上，案发现场的情况对菲兰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在他开枪的时候，康隆确实已经走到了离他非常近的位置上。这不仅有几个工人可以证明，更有法医的佐证——根据伤口的检验结果，手枪是在距康隆不到两米的地方击发的，几乎是一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

但是坏消息也很坏，而且非常明显：康隆的枪伤并不在前额，而是在后脑位置。如果他正在向菲兰步步紧逼，是绝不可能脑后中枪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菲兰开枪前就已经扭头往回走了。既然对方已经后撤，并且把脆弱的后背亮给了菲兰，他还有什么必要开枪“自卫”呢？

沙坑与斜坡

鲁道、汉娜等几名农场工人均目击了枪击场面，他们的描述也基本一致：菲兰连开三枪的速度很快，但是大概在第二枪到第三枪之间，他们都看到了康隆扭头准备往回走。几乎与此同时，第三枪响起，康隆倒下。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菲兰的前两枪看来确实是朝天打的，关键在于第三枪：他是慌忙中打错了方向，还是故意指向康隆？

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枪击发生时两人的具体位置：前文讲过，榛树林农场以前是一座高尔夫球场，而高尔夫球场的地形通常都有一些起伏。在康隆走向菲兰的时候，他恰好位于球场里的一片沙坑内。看过高尔夫比赛的人都知道，沙坑是给击球者制造障碍用的，比周围的草地要低一些。要从沙坑里走出来，就要向上爬一个小坡。在菲兰开火的时候，康隆恰好处于上坡的过程中，他位于坡底，而菲兰站在坡顶。经测算，这个坡的高度是1.46米。

（高尔夫球场中的沙坑；示意图）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幕可能是这样的：康隆从坡底开始向上走的时候，菲兰向着他的头顶上方区域开了第一枪和第二枪。也就是说，所谓的“朝天鸣枪”并不是枪口朝上，而只是比对方的头顶位置高一些而已。没想到的是，两枪过后，康隆已经从坡下走上来了，此时菲兰的枪管指的就不再是“天”，而是康隆的头部。尽管此时康隆已经扭头，但菲兰已经击发了第三枪，恰好就打在了康隆的后脑上。

接下来，法庭辩论转入了一个诡异的话题：菲兰的枪法到底是什么水平？检方想要证明，菲兰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射手，打中康隆肯定是故意为之；而菲兰则要拼命证明自己的枪法平庸，存在着慌乱中误击的可能性。

检方发现，菲兰这位法学教授在射击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是当地枪械俱乐部的成员，并多次参加射击比赛，还得到过步枪项目的金牌。他的手枪比赛成绩没有步枪那么出色，但也拿到过三枚铜牌。

不过，菲兰和他的辩护团队强调，这些比赛成绩都是十年前取得的，而且比赛等级不高，不能说明菲兰的枪法有多么高超。

菲兰还请来了美国司法部的前特别探员、枪械专家柯蒂斯·马绍尔（Curtis Marshall）出庭作证。柯蒂斯告诉陪审团，菲兰的那把史密斯·韦森手枪整体重量轻、扳机长而重、握把小，这种构造会大大降低其在快速连续发射时的准确性。此外，当持枪者情绪激动或紧张的时候，其心率会上升，持枪稳定性也会变差。枪口稍微上下晃动一点，子弹的方向变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

最后，柯蒂斯还说：“人们的射击速度比他们观察环境变化和做出决定的速度要快。”也就是说，尽管康隆已经在第一枪到第三枪的过程中从坡底走到了坡顶，但菲兰已经来不及做出终止击发的决定。

到此，案件的事实基本已经厘清，剩下的就是判定案件的性质。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在于，菲兰开枪时到底是受哪一种情绪的支配——是愤怒，还是恐惧？

检察官倾向于“愤怒”：枪响之前双方的冲突只停留在口头层面，且菲兰很清楚对方没有武器（他在开枪前拨打报警电话时也没有说对方有武器），对他的威胁没有他声称的那么大。因此，菲兰开枪的行为属于“反应过度”。

辩方律师则倾向于“恐惧”：对方非法侵入、步步紧逼，导致菲兰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手里的枪成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听完双方的总结，法官告诉陪审团，他们可以做出三种选择：谋杀（murder）罪名成立、非预谋杀人（manslaughter，包括激情杀人和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或者无罪。

法官还解释道，如果选择无罪，那么陪审团需要认定以下两种观点中的一种：一、菲兰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没有杀人或重伤他人的意图；二、即使有杀人或重伤他人的故意，他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

最终，在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讨论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判定菲兰无罪。（至于他们认定的是哪种观点则无从得知。）这位法学教授洗脱了罪名，但其何时能恢复教职仍是未知数。康隆的家庭成员则发表声明说，他们对判决结果感到受伤和失望。

那么，看完案件全过程后，你是同意“愤怒”还是“恐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