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差！在澳洲，越过越穷！

这一惊人的家庭财富总额使澳洲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五（按成人平均财富计算）。

而在成人中位财富排名中仅次于卢森堡，位居第二。

但是，澳洲大部分财富是“无法触摸的”，因为这主要归功于不断飙升的澳洲房价！

澳大利亚约75%的家庭净财富，被锁定在养老金和房产中。

澳洲家庭持有3.9万亿澳元的养老金资产，以及接近10.5万亿澳元的住宅土地和住房价值。

从真实生活上来讲，澳洲人正变得越来越穷。

AMP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周五在社交平台X上分享了一张图表，解释了为什么澳洲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图表清楚地显示，澳洲的生产率是负增长，排名垫底，而美国的增长接近5%，挪威也有2%。 

Oliver直白地指出：“澳洲劳动生产率在经合组织（OECD）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正是澳洲人生活水平下降的核心原因。”  

劳动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工人在固定时间内能生产多少东西。

如果生产率高，工人能用更短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工人赚得更多，商品变得更便宜，生活也更轻松。 

但问题是，澳洲的生产率不增反降。

低生产率不仅让降低通胀变得更难，还会影响人均GDP的增长，直接打击生活水平。

现在公共支出已经占到GDP的28%，是历史新高。

这让澳洲央行控制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政府花的钱越多，经济需求越高，通胀就越顽固，利率也就得保持高位更久。 

当通胀上升时，民心就容易动摇，而现在澳洲工党政府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不稳了。 

根据《金融时报》记者约翰·伯恩-默多克的分析，今年去投票的富裕国家中，所有10个执政党都经历了选票比例下降的情况，这是近120年记录中首次出现的现象。 

伯恩-默多克说道。

没有理由认为阿尔巴尼斯政府会在明年的联邦选举中逆转这种全球趋势。

事实上，民调显示，工党很可能会被削减至少数政府地位。 

但被低估的是，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在两件最影响选民的问题上：生活成本和移民的表现极其糟糕差，完全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 

先从生活成本开始说。

自2019年12月以来，澳洲消费者物价上涨了18.1%，但工资只增长了14.5%。

结果是，调整通胀后的“实际”小时工资比疫情前低了大约4.5%，购买力回到了2011年的水平。

根据OECD7月发布的年度《就业展望》，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瑞典、捷克、意大利、新西兰和芬兰的实际小时工资下降幅度比澳大利亚更大。 

如果把视角从工资扩大到实际可支配收入，情况就更糟了。

可支配收入是生活水平衡量指标，考虑了家庭在扣除通胀、税收和抵押贷款后还能剩下多少钱。 

在这一指标上，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在OECD经济体中经历了最严重的购买力下降。

澳大利亚的可支配收入比疫情前低了2%，但在OECD范围内平均高了7.7%。

有趣的是，从全球标准来看，澳大利亚的通胀并不特别高。

问题主要在于工资增长相对疲弱。

实际上，尽管澳大利亚拥有发达国家中最强劲的就业市场之一，但在今年3月，澳大利亚的名义工资增长速度位列OECD经济体的倒数。 

在澳洲，约 61% 的员工拥有通过多年期企业谈判协议和裁决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一比例几乎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也是英语国家中最高的。

由于企业谈判协议可以锁定数年内预先商定的工资率，因此澳大利亚的工资结果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

集体协议涵盖的工人会分阶段获得加薪，并且很少重新谈判协议。

不像美国和英国等以个人协议为主的国家。

此外，澳洲可支配收入还因为利率上升受到了重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澳大利亚近85%的房贷是浮动利率，这让澳洲人对现金利率的变化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加敏感。

虽然，澳大利亚央行（RBA）加息的幅度比许多其他央行小，但过去几年，澳洲借款人的平均房贷利率上涨幅度却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仅次于挪威。

RBA估计，到今年6月，房贷还款已经吞掉了家庭收入中创纪录的10%。 

隐形税阶爬升令选民的现金流困境雪上加霜。

澳大利亚是OECD中21个国家中没有根据通胀或工资增长调整税级的国家之一。

这意味着，当工人加薪时，他们的平均所得税率会随之增加。 

根据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这种趋势推动了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在上个财年达到创纪录的26.1%。 

虽然7月1日的第三阶段税改让部分税级爬升问题得到缓解，但这只是把税率降回了2022年的水平。

民调显示，选民并没有因为工党让他们收入小幅增长而感激。 

当澳洲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时，政府就成了人们发泄的首要对象！

说白了，要解决澳洲人变穷的问题，需要政府有魄力。

政府必须采取一些“不讨喜”的政策，比如减少开支、推动税改、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加强竞争等。

但在联邦大选还剩几个月的情况下，要指望这些改革落地，基本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