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了待宰牛羊”：墨尔本数百名口译员因“降薪”拒绝工作，华女：猝不及防

维多利亚州多元文化社区的数百名口译员对工作突然“降薪”表示担忧，并于8月19日起采取不受保护的“罢工”行动。

维州口译和笔译服务机构（VITS）LanguageLoop近日悄然改变了对3000多名口译员的薪酬标准，此后，这些以承包商身份工作的口译员计划通过拒绝接受来自该中介机构的工作从而进行“罢工”。

叶女士说口译员在多元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Supplied: 叶连珍)

多名口译员表示，此举将加剧他们在生活成本危机中的焦虑，“降薪”将导致人均年收入减少约8000至30,000澳元。

VITS是维州政府的一家商业企业，成立于1975年，旨在通过其笔译和口译平台LanguageLoop为维州日益增长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社区人口打破语言障碍。

该平台将数千名精通190多种语言的口译员与政府和企业客户联系起来，以承包商的身份向他们支付佣金。

许多口译员通过在VITS LanguageLoop上接单来维持生计，他们认为新的薪酬支付方法缺乏“公平性、透明度和沟通”。

这些变化包括取消对全天和半天工作的一次性支付，并将任务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这可能导致他们收到的报酬大幅减少。

普通话口译员叶女士说她新的薪酬计费方式让她猝不及防。 (Supplied: 叶连珍)

“粗略估计一年收入要损失8000到10000澳币，”54岁的普通话口译员叶连珍告诉ABC中文。

叶女士在口译行业工作了13年，她认为薪资计算方式的使得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成了待宰牛羊，”她说。

叶女士称，减薪已经影响到她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能力，她将加入“罢工”行列。她担心VITS LanguageLoop更改收费结构是为了“赢得更多客户的合同”。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的声音需要被倾听，我们的工作需要被尊重。”

VITS LanguageLoop首席执行官埃米利亚诺·祖奇（Emiliano Zucchi）在一份声明中称，他的机构“致力于创造高质量的语言服务环境，让员工能够继续为所有维多利亚州人服务”。

祖奇先生说：“我们了解到了员工的担忧，并将继续倡导为我们的行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稳定性。”

消失的“明码标价”

这场降薪风波中涉及的一个主要变化是该中介缩减了固定法庭翻译任务的时间分配，从而造成薪酬出现大额下降。

叶女士说，VITS LanguageLoop称应客户要求，取消了口译员预订四小时或八小时时段的选项，以及与之对应的“一口价”。

她解释道，以往8小时的法庭工作任务的薪酬为“固定的”326澳元，新计费方法是按每15分钟8.59澳元计算，即241澳元。这意味着同样是8小时的工作，新的计算方式比此前少了85澳元。

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是将政府翻译工作与非政府翻译工作区分开来，后者的费用更低，这是此前没有的。

以90分钟的法庭预约为例，任务上显示的无论是政府工作，还是私人律所工作，其性质基本相同，但报酬却相差15.81澳元。

叶女士说，如果采用新计费方法，为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得到的薪酬为8小时218澳元，比新的计费方式下为法庭工作费用更低。

随着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这些在医疗保健、法律服务和教育等行业的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现年50岁的阿拉伯语口译员劳丽丝·埃里安（Laurice Erian）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该机构工作。

她对突然减薪表示失望，她说这不仅影响了她的收入，也影响了她工作的稳定性。

埃里安女士说：“我每小时至少要支付7澳币的路边停车费......再加上电子标签费和汽油费，怎么能指望我花87澳币在市区完成90分钟的工作呢？”

越南口译员萨里娜·潘已经在口译行业工作了25年，她的收入水平已经高于行业平均薪酬。 (Supplied: 萨里娜·潘)

57岁的越南口译员萨里娜·潘（Sarina Phan）从事这一职业已有25年。

潘女士指出，从事口译行业的专业人员人数庞大，因此各个机构可以轻易地获得口译人才。

她说：“因此[这些机构]有权规定薪酬和条件。”

潘女士作为该领域薪酬较高的口译员之一，她说自己受到的影响较小，因为她“早有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很早便已开始实施后备策略，比如转移职业重点。 但她认为，那些严重依赖这家中介机构的人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呼吁“公平”

除了收入损失，口译员们还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贡献被低估了。

俄罗斯口译员玛丽娜·德尔格雷科说她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且认为被“剥夺了尊严”。 (Supplied: 玛丽娜·德尔格雷科)

63 岁的玛丽娜·德尔格雷科（Marina Del Greco）是一名俄语口译员和笔译员，过去30年一直在VITS工作，她也有同感。

德尔格雷科女士说：“我们与警察、监狱中的罪犯、法庭上的罪犯一起工作，这种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我们没有人可以求助，因为口译员总是被夹在中间。”

德尔格雷科女士说，她预计每年至少会减少1万澳元的收入。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数据，78%的从事职业翻译工作的人士为兼职工作。其中，女性从事职业翻译工作的人占比高到72%。

她说：“我们被推来推去，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我们不声不响。我们一味答应。但现在，我们女性受够了。”

“罢工”的法律风险

澳大利亚笔译员和口译员协会是澳大利亚是口译行业的工会。

该工会表示，它没有组织或支持会员拒绝VITS LanguageLoop的新工作。

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表明：“虽然澳大利亚消费者委员会（ACCC）授权我们代表承包商并进行谈判，但任何有组织的抵制行动都有可能违反竞争法。”

工会表示，它坚持认为VITS LanguageLoop收费结构的改变“构成了维州法庭服务（CSV）的公然企图——以牺牲口译员为代价从而削减成本”。

工会称，如果此事“在未来几天内”得不到解决，工会成员将“对行动寻求升级”。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詹姆斯·马特森认为合同工在采取罢工行动更容易受到伤害。 (Supplied: 詹姆斯·马特森)

巴蒂尔·佩里（Bartier Perry）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詹姆斯·马特森（James Mattson）说，虽然罢工可能会促使该组织重新考虑，但工人们可能会面临法律方面的约束，除非他们获得授权，否则必须停止行动。

马特森先生说：“公司如何回应或许完全取决于其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在服务方面来自客户的压力。”

“如果这些工人是承包商，那么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与公司的安排条款。”

“作为承包商，如果他们采取罢工行动或不同意新的安排，他们可能会更为弱势，包括遭到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