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飞最具争议的新片，拍了一个专造女性黄谣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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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跟你说个秘密：网络跟踪狂马修·哈迪 》（以下简称“秘密”）聚焦的是一起长达11年的网络犯罪。

罪犯马修·哈迪利用网络技术，入侵至少62名女性受害者的社交账号。冒充她们给好友列表中的男性发带有性挑逗意味的信息，不断地造黄谣，分裂她们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登入这些女孩的账号，“用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其他女性发送带有人身威胁、言语侮辱的信息。在10次逮捕和两次限制令之后，马修·哈迪在2022 年因五项跟踪罪被判处九年监禁（后经上诉减至八年）。

作为一部犯罪纪录片，《秘密》在Netflix同类作品的平均分以下，不论从悬念、故事、紧张感上来说，都乏善可陈。

但假如你把《秘密》看作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它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影片前半部分是受害女性的自述。网暴和造黄谣给她们带来的痛苦在真诚的讲述中，变得具体可感。

另一方面，在影片的下半部分，《秘密》提供了以往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很少出现的男性视角，罪犯马修·哈迪作为一个自闭症患者，也经历过长期的痛苦。

自闭症是马修·哈迪案引起争议的焦点。最开始关注到这个案子的是《卫报》的女记者莎伦·加莱，当时她很气愤，一个长达11年在网络上跟踪女性、造黄谣的猖狂罪犯，居然企图用自闭症逃脱罪行。她甚至担心法庭宣判当天，马修·哈迪就可以直接走出法庭。虽然她的担心有点多余，但法院的确考虑到他有精神障碍，给他减了一年刑期。

一个受害女性说，得知马修·哈迪的遭遇，她只能给予非常短暂的同情，根本无法消除她所遭受的痛苦。在《秘密》的评论底下，也有不少观众打了差评，他们对纪录片在下半部分转换了男性视角解析马修·哈迪自闭症成因的部分感到“恶心”。

但是《秘密》的可贵之处也是在这里，它非常难得地在女性主义叙事中，插入了男性视角。引导观众先跳脱出女性的苦难叙事，看看发生在马修·哈迪身上的悲剧，从源头理解一个自闭症“怪胎”的厌女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白，自闭症和犯罪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自闭症是高犯罪率群体。但自闭症患者可能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和困难，这可能增加他们参与犯罪的风险。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和沟通的能力。这在马修·哈迪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他从中学时代起就被人叫做“怪胎”，一位中学女同学介绍道。其实她对马修·哈迪的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是那种总躲在角落里不和人搭话的“小透明”。

马修唯一的中学好友大卫说，如果马修懂得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更社会化一点，也许会成为一个科学天才。但马修不知道如何释放被排挤的压力和情绪，反而沉默、压抑，最终诉诸于隐秘的网络暴力。

那个把他形容为“怪胎”的女孩，很快就成为了第一批25个受害者的一员——尽管那个女生从未当面嘲弄过他。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如果在网上发骚扰信息，是为了报复自己被边缘化的校园处境，马修·哈迪针对的应该是那些辱骂过他的同学，但他为什么又偏偏对准女性。

这和马修·哈迪对愤怒和痛苦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假设我们把英国中学校园看成是一个划分了阶级的小社会。在这里面如果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那些长得好看，家庭条件不错，社交能力很好的孩子。那么马修·哈迪这样自小父母离异，沉默寡言，且缺乏社交能力的孩子可能会成为底端，往往是被校园霸凌的对象。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话，马修·哈迪的痛苦来源其实是阶级焦虑。在被压迫的处境下，他丧失了话语权和主动权。但他不敢去挑战真正的压迫性力量，只能欺凌弱者。他是怎么把弱者和女性联系起来的，也许不言自明。他懂得女性在社会中弱势的地位，也了解她们的沉默与无力。

对于这些女性，马修·哈迪选择了“造黄谣”这种简单粗暴，且直接有效的方法。比如假冒她们去勾引好友列表里的男人，有的是朋友的父亲，有的是男友的朋友。不实黄谣被扩散后，随之到来的便是社会关系被切断，家庭关系破裂，失去周围的一切支持力量。这时她们所面对的恐惧会被放大，这有点像PUA的惯常手段。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在202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在女性遭遇的网络暴力中，造谣和诽谤是最常见的攻击手段，占比67%。就像《保你平安》的经典台词：“当你张嘴说一个女人是小姐的时候，不管她是不是，她已经是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修·哈迪刚开始犯罪是在21世纪初，那是社交媒体刚刚诞生的时代，即便第一批受害的中有人报警，警察也只是出面惩戒了马修线下跟踪的行为，给他发了限制令，对他的网络犯罪甚至都没有记录在案。可悲的是，即便到了2010年代，有关数据隐私、监控以及社交媒体危险的讨论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但报警依然没有什么用，一位警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理由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身体伤害，就不叫伤害。截至 2019 年 12 月，当地警察局已收到 100 多起有关他的投诉，可是马修·哈迪仍然继续在网上骚扰女性。

一方面是只要扯上性丑闻，女生便难以自证清白的性别困境。另一方面是执法机关对网暴的轻视，无法共情受害女性的现实处境。以上两点足以让马修·哈迪兴奋地意识到，毁掉一个女性的成本居然如此之低。他的犯罪持续了11年，也越来越猖狂。

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受害者逐渐从与他认识的同学、亲戚、熟人，扩散到网络上与他没有任何联系的女性。在2010年代的第二批受害者里头，大多数都是网红。她们性感美丽，身边有许多追随者，可能事业上也比较成功。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11年过去了，马修·哈迪从一个只在学校里被欺负的“小透明”，成长为一个在正常社会中毫无竞争力的“loser”。资料显示，他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成天沉迷于网络世界。就连他第一次引起警方注意的原因都是，他家的窗户被几个孩子打碎了，他母亲气得报警。警方这才注意到这个默默无闻的马修·哈迪原来有过犯罪记录。

可以说越长大，马修·哈迪越自卑，他需要加大力度，把愤怒倾泻到更强的“弱者”身上才能证明他的能力。在这时，他选择了在网络上有许多追捧者的性感女性。在刻板印象里，她们往往容易成为许多男性的欲望载体。他们一边认为，这些女性肤浅拜金，心态扭曲，一边又拼命想得到。不仅仅是出于征服女性的欲望，还有一种在男性群体中胜出的感觉。

对于马修·哈迪来说，他无法通过自由竞争获得这些女性，所以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她们感到害怕，控制她们的喜怒哀乐，才能彰显他的权力。

女网红还有一个特点是，她们在网络上所受到的关注本身，也是马修·哈迪看不惯的点。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认为，女性承受的网暴远多于男性的现象，源自一种古老的性别意识形态，即女性不应踏足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领域。

当许多受害女性形成这样的认知：一旦在互联网上展示自己，就可能被盯上，遭致被监视被造谣的命运时，她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关闭社交账号，不再发美美的自拍照。这时马修已经成功地剥夺了，她们在互联网说话和展示的权利，她们的闭嘴和消失，也让他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得到了满足。那是作为一个“loser”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为什么说聊起马修·哈迪的自闭症和厌女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把他简单粗暴地认为是一个“怪胎”，一个神经病，那其实忽视了这个案子最重要的点：马修·哈迪的受害者里面没有男性，他把所有女性受害者都假设成了自己可以狩猎的对象。如果得不到，就用网络暴力的手段去摧毁她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网暴案件，而是制度性的性别问题。

这起案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普遍情绪的极端案例。

正如最近几年出现的“非自愿单身社群”INCEL（“无人气男”聚集的社群）普遍存在着这种心理：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才成为“无人气男”，而是因为女性的心态太扭曲，都是因为她们肤浅拜金，才去跟那些多金的“阿尔法男”交往。

在他们的“失败者叙事”里，女性被看作是迫害者，不劳而获的人，剥夺着男性的生存空间。而他们是备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男性。INCEL也认为，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精英男士“阿尔法男”大多数并不厌女，他们身边多的是女性，可以尽情地享受男权社会带来的福利，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种看法说到底是将女性看作是“社会竞争中的战利品”的男权思想，自认“失败”的他们不积极改变现状，也不改变心态，只能成天沉浸在“连个女人也搞不定”的伤感中。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马修·哈迪们需要正视他们的“失败”。实际上他们也深受父权制的困扰，他们一直被教育要表现得像个男孩，不能像女孩一样通过哭泣与倾诉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习得了这种压抑，就难以发展健全的自我。

其次，和马修·哈迪一样，INCEL中也有相当一群人缺乏社交能力。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到一点，“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她认为，现代婚恋是自由竞争的状态，男人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能娶到女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必须建立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才能真正获得女性的青睐。

最后，要跳脱出“失败者叙事”，就要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解脱出来，不再把“性资源多寡”和“有钱没钱”看作是衡量“真男人”的标准。只有退出这样的竞争，才会在更平等的氛围里与女性建立良好的联系。